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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氏兄弟的“实业救国路”-南洋｜第二章国货大旗（下）

简氏兄弟的“实业救国路”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部旧址(东大名路817号)

简氏兄弟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楼旧影

简氏艰苦创业之初

广东商人简照南少时随其叔父简铭石在海外经商，20世纪初，简照南与其弟简玉阶在香港经营怡兴泰商号，经常在日本、泰国及香港之间贩运土洋杂质。见日本出品的“云龙”牌和香港生产的“朱广芝”牌卷烟销路颇佳，有感于“烟草一项国人吸者日众，不塞漏卮，涓涓成河”，便产生兴办烟厂之意。筹集办厂资金10万港元，于1905年在香港设立广东南洋烟草公司，是为中国早期创办的一家规模较大的私营卷烟企业。生产“白鹤”牌、“飞马”牌、“双喜”牌卷烟。后因缺乏技术、经验不足，遭受英美烟公司诬陷打击，致使外债重重，1908年宣告歇业拍卖。翌年2月，简氏兄弟在叔父简铭石支持下，在港新组“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资本13万元开始营业，兄弟俩出任总司理、副司理。因吸取前期经验，卷烟生产制作工序不断改良，产品逐渐畅销，经营有了起色。1915年该公司在香港设总局，在广东、天津设分局。1916年又在上海、汉口设分局，在新加坡设发行所等销售机构。是年，该公司股东发起人有鉴于营业增进，决议扩股改组，增集资金共达100万元。7月29日，报请北洋政府农商部立案。12月31日，农商部批准发给执照。批复中称“该商独力创设此项公司，藉谋补救，毅力宏愿，深堪嘉许，所制各品，均尚精美”云云。扩股改组后，设在香港鹅颈头桥的***厂面积由5500平方米扩充至1.1万平方余米。

1915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香港出品的卷烟受到沪上吸烟者欢迎，当时上海只有虹口广生隆商号独家用船只从南方运来“飞艇”“三喜”“飞马”等牌号卷烟，上海不少纸烟店纷纷要求担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代理商。上海的有关方面极盼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沪开设卷烟厂，简氏兄弟亦认为在沪设厂远比从南方将卷烟运往各地方便，于是兄弟俩相继来沪筹划办厂事宜。不久，经友人陈蒲轩介绍，结识上海知名广商劳敬修，在劳的协助下租得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一所栈房，改为厂房，开设上海***厂。后建造公司总部综合大楼，建筑高五层，占地面积960平方米，建筑面积3874平方米，钢筋混凝土无梁楼盖结构，坐北朝南，临黄浦江东西向建造，海上运输十分便捷。建筑南立面沿街建造，纵分三段，水平线条划分，规整对称。第五层檐下立面为券式窗装修，其余为平拱窗楣。顶层两端近女儿墙一侧，设对称塔楼作立面构图中心，具有东南亚寺庙式建筑风格，这就是简氏在沪创办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总部旧址(今高阳公寓，列入第2批优秀历史建筑)。

誓与外商竞争到底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自创办之日起，始终受到实力雄厚的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排挤和打击。英美烟草公司曾不断以削价竞销、增出新品种、附加赠品、破坏商业信誉、控制代理商号等方式多次企图吞并南洋公司。另一面派人与之谈判，表示愿意出高价盘买，企图一举挤垮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部拒绝了英美烟的威逼利诱，并针对上海市场特点，采取三项措施：一是独辟蹊径在茶馆、浴室打开销售渠道；二是提高回佣，大量推销；三是以质取胜，优质优价销售，以迎合大多数上层消费者高价必优，低价必劣的消费心态。这些努力取得了效果，1916年8月，仅仅“飞艇”牌卷烟一个品种就售出100箱，使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得以顶住英美烟公司的强大攻势，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成功，使英美烟更为急迫地企图吞并“南洋”。1917年2月，第二次提出以高价购买南洋公司60%股权，保留公司组织及简氏兄弟总办、协理地位，条件是25年内不准在中国、香港及南洋地区经营。简氏兄弟立即严词驳回：“南洋公司营业之增进、多借国货二字为号召，故得社会人心之助力，致有今日……若一旦屈降外人，纵不为社会唾骂，亦令提倡国货者灰心，而我南洋公司营业必从此失败矣。”1918年，英美烟第三次与南洋公司谈判，企图吞并，又一次遭到拒绝。同时期内，北洋政府也两次要挟，力图迫使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同意官商合办，同样遭到简氏兄弟拒绝。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生产场景

宁合国人，不招洋股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始人简照南、简玉阶，是我国著名的工商业者。简氏兄弟向往国家富强，憧憬实业救国，把个人的主要财产，投入发展民族卷烟工业，兄弟两人合作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祖国遭受******蹂躏的年代里，历经坎坷，百折不挠，历尽沧桑；为实现理想、挽回利权，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简氏满腔热血，凭着一位爱国实业家的赤诚之心，积极发展南洋烟草事业，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宁合国人，不招洋股”，这种刚烈的民族气节，令后人所敬仰。

面对外烟打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设计的宣传国货招贴画

1937年7月7日，******者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不久，战火蔓延到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因受战火破坏，损失惨重。其总厂厂房和重要机器设备等均***军焚毁，只有库存烟叶大部分撤出。据不完全统计，南洋烟业上海总公司在战火中损失总额高达法币537万余元。如此巨大损失，简氏家属悲痛万分，深感创业之艰难。

1938年以后，日军为了加紧军需品的生产，对民族卷烟工业采取限制用电、用煤等措施。南洋烟厂首当其冲，原来每月至少用电6300度，后日军一再限制，简氏为了维持正常生产，先后设法添置发电机，并尝试用头饼、棉籽饼、菜籽饼等充当燃料，自行发电，但成本昂贵，困难重重。抗战期间，南洋卷烟厂产量逐年下降，公司营业严重萎缩。此时，日伪虽知简玉阶已无实力，但还是想利用他过去在实业界的地位和声望，拉拢他搞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勾当。但一身正气的简玉阶不为所动，保持了一位民族企业家的凛然气节。

渡过难关重获新生

抗战胜利后，简玉阶决心对公司业务重整旗鼓，将南洋卷烟业务中心逐渐由香港、重庆转移到上海，并扩大企业资本，增强企业活力。1946年5月，恢复上海总公司机构。1947年12月，再增资为法币90亿元，生产“双喜”“飞马”“白金龙”等优质低价的卷烟，深受广大烟民欢迎，营业迅速转旺。

几十年的商界经历，简氏兄弟十分痛恨外国殖民势力和国内国民***政府***的重压，向往新中国诞生，这一天简氏兄弟终于盼到了，1949年9月中华人民***国成立前夕，鉴于简氏在工商界的威望，玉阶先生作为全国工商界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此后，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对公司进行了不断的改革和改组，产销情况大大发展，企业面貌为之一新。1950年到1956年间产量提高2.6倍，盈利自1950年到1957年增长10倍以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公私合营后，简玉阶任副董事长。从1949年至1957年，他先后历任第一、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代表。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侨史珍藏）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楼旧影

在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中，有不少企业是兄弟联手共同经营的。如广东中山郭乐、郭顺兄弟在上海创办的永安公司，蔡兴、蔡昌兄弟在上海创办的大新公司。

这一时期兄弟公司的兴起，一方面反映了民族工业在创建之初因资金不足，需要不断整合和充实力量的状况，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侨资企业中家族经营方式的特征。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由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二人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提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许多上了年纪的上海人还会记得这家规格较大、历史悠久的公司。说到历史悠久，主要是由于该公司成立于20世纪初，历经不同时期，长达半个世纪，这在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中是不多见的。

简照南，1870年生，广东南海人，17岁时随叔父简铭石去香港经商，后在日本神户自设东盛泰商号。简玉阶系简照南的弟弟，比哥哥小5岁，1893年随兄去日本学习经商，经过几年艰苦创业，事业有所发展。

20世纪初，面对洋货对中国市场的***，简氏兄弟萌发了“实业救国”的思想。

1905年兄弟二人筹集资金，在友人的帮助下，于香港创办了广东南洋烟草公司，但3年后即亏本歇业。在困难面前，兄弟二人并没有退缩。在简铭石的全力支持下，公司在拍卖整理后，于1909年改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继续营业。兄弟二人分任总、副经理。改组后的南洋烟草公司，简家居绝大多数股份，其中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占47％，另一兄弟简孔昭占47％。

辛亥革命后，华侨爱国心大受鼓舞，国货畅销。兄弟二人抓住时机，致力于推广中国货，新产品畅销华南及南洋各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司业务得到迅速发展。1916年在上海设立分厂，每年盈利均高达百万元。1918年改上海厂为总厂，香港厂为分厂，工人万余名。

1919年8月，为对付英美烟草公司的***，简氏兄弟登报招股，将公司再次扩大改组，于上海、香港两地共设5厂，同时开办锡纸厂，并在烟叶产地设收购处、焙叶场。简照南任公司总经理，简氏家庭仍占股份的60％以上。在随后的几年里，公司年年盈利。

1923年兄病逝后，简玉阶继任总经理。1925年公司再度扩大，在浦东、汉口设新分厂。从1927年开始，由于中外卷烟业竞争加剧，民族资本得不到保护，再加上内部管理不善，家族矛盾凸显，公司连年亏损。到抗战前，企业已濒于奄奄一息的境地。

1937年宋子文集团借机控制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并取得公司半数股权。简玉阶任董事和设计委员，实际处于闲职地位。之后的12年，公司一直为官僚集团把持和控制。

中华人民***国成立后，简玉阶作为全国工商界代表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企业公私合营后，他任副董事长。先后任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代表，于1957年病故。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从1905年的创建到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其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是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缩影。而简氏兄弟以国货为号召，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确也体现了爱国华侨励精图治振兴民族工业之举。

南洋｜第二章国货大旗（上）

第二章国货大旗

一、第一次改组企业制度

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在同英美公司的斗争中，第一回合就吃了败仗，其主要标志是“白鹤”牌被***和“双喜”牌背上仿冒之罪，公司不得不被清算。南洋在清理拍卖时，机器、物料等约值9万港元，由简氏兄弟在越南经商的叔父简铭石拍入，另由简氏兄弟凑了4万元清偿债务。从此，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宣告结束了，但简氏兄弟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而是在茫茫商海之中，不断顽强搏斗，探求存身立业之道。

宣统元年（1909）二月，在简铭石的帮助下，简氏家族大房和二房签订新的公司组织章程，企业得以重组，以13万港元资本，按无限公司在香港注册，定名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由于实际出资人二房简铭石在资本中占了大头，双方约定在公司经营中首先归还这13万元的本息，并以大房在暹逻等地的业务作抵押。1912年简铭石去世，南洋在资本的归属上遇到小小的麻烦。按理，简铭石之子简孔昭应为第一大股东，但简照南归还了部分本息，使资产得以按自己的思路厘清，双方在企业资本中各占其半，即大房简照南兄弟出资61250元，二房简铭石（简孔昭）出资61250元，另有5.8%，即7500元由商人广记号老板杨辑五参股，简氏家族占总资产的94.2%，这种格局一直维系到1918年的企业改组。

简照南的这次资本重组，将原来的有限责任制改组为无限责任制，既出于业务上的迫不得已，恐也有他自己的良苦考虑，即企业管理权力的分散与集中问题。一方面，他对企业那种松散的股份有限责任制心存疑虑，希望将公司改造成无限责任制，使简氏家族占有绝对的领导地位，这正是他所期望的那种所有权和经营权相统一的集权式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在简氏家族内部，大房和二房的资本与权力得以平衡，而他自己则以长兄的身份处于权力的顶端。像许多近代家族合伙性质的民营股份企业一样，简照南依靠资讯集中、共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共识以及实际上的“家族领袖”地位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和等级结构，使企业得到一种较强的凝聚力。如果说他重新建立的企业制度与那种突出强调人和人之间自由平等、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并主要由制度（契约）来约束的股份有限制相悖的话，简照南则成功地避免了企业制度本身的弊端而使其正面效应得到充分发挥，表现出难得的企业家精神，这一点在以后若干年的有效经营管理中得到了证实。虽然当时有限责任企业制度已被引进，但近代许多企业家始终没有从非正式制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表现出强调血缘和家族关系的宗族观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因而经营理念在宏观上体现为中央集权式控制，在微观上表现为对经济个体的家长式管理。这种状况，还与当时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和契约信誉保证的缺失有关。

新成立的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下称南洋公司或南洋）总经理由简照南担任，简玉阶任副经理，地址在香港湾仔道199号。

位于鹅颈桥的南洋公司香港***厂

二、大打国货之牌

民族资本在同外来资本的斗争中，民族企业家手中始终握有一张牌，那就是国货牌。不过，国货运动史是长期而曲折的，民族企业家运用国货牌也并不都是得心应手的。南洋公司在重组后的最初两年（即辛亥革命前），在同外资的竞争中以国货为号召的手段受到限制，业务上并无起色。简玉阶后来回忆说：“南洋复业之后，开始时营业仍不见佳，宣统二年（1910年）仍复亏折巨万，势不可支。”

中国国货运动的发轫至迟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爆发的收回利权和***美货运动，而学界多注重国货运动的积极成果，认为这一运动有助于中国近代化进程。就中国烟草业而言，由于市场大量洋烟充斥和一个强大的国际化烟草公司的存在，倡导国货的主张更容易为商界及政界所看好，国货运动对中国近代民族卷烟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起过直接的推动作用。辛亥革命后，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中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念大大增强，维护国货、倡用国货的口号开始响彻中华大地，国货运动以一泻千里之势向前奔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壮大，开始真正登上历史舞台。

在极端恶劣的社会环境下，南洋公司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同许多中小民族企业一样，犹如行驶于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卷烟工业是一个新生的行业，不少企业在同风浪搏斗中来了又去，也有一些企业并不因为资本薄弱而任人宰割，而是不断探索和顽强求生，南洋公司无疑是他们中的佼佼者，并且在这一大背景下获得重新起步和发展的机会。受辛亥革命成功的鼓舞，尤其在东南亚大量华人集居的地区，简氏以同革命***保持的良好关系并向孙中山等捐献大量现金给人们留下良好印象，购买国货产品更成为华侨表达支持辛亥革命热情的一种方式。

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是推动民族工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反过来，民族企业家利用国人的爱国情绪，大打“国货”这张牌。“中国人要用中国货！”，这是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国货运动中一个响亮的口号，也是国货运动倡导者的目标。国货运动通过灌输中国是有着自己“国货”的民族国家这一观念，寻求把消费与民众的爱国热情联系起来，以利国货产品的市场开拓。南洋公司成功地贯彻这一理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以致“打国货牌”逐渐成为企业的一项基本策略。

这一策略，也往往为弱势者所运用。由于中国国力极度衰弱，国人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包括烟草业在内的许多民族工商业者都以国货为号召，并得到广大民众及爱国人士支持，这或许是他们在与具有无比特权的外资企业竞争中求得生存的一种正确选择。因为那个年代不平等条约犹如中国人民和政府头上挥之不去的魔影，外国资本凭借列强势力以及种种特权，政治上受到庇护，经济上享受着比民族企业纳税低的政策优惠，使民族资本企业在与其竞争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国货这张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构建消费者对中华民族国家的认同。1915年以前，英美烟草公司在东南亚尚未形成完整的从烟叶生产到市场销售的控制系统，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靠打国货牌，成功地开拓东南亚市场，使自己的产品在这一带尤其是华人聚集区同英美公司的竞争中略占上风，这为南洋的创业和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南洋的产品从香港向内地进军之际，为其鸣锣开道的也是国货宣传。这期间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是发生于1915年的****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市场，许多日本产品已开始取代英国等国产品逐渐占有优势，有的品种销售量甚至超过了传统的中国货，而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则成为引发这一事件的直接诱因。虽然越到后来国货的概念越显模糊并且有时成为某些团体为自身利益而操弄的工具，但国货运动（尤其是早期的国货运动）更多的是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在北洋烟草公司之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成为烟草业中高举反帝斗争大旗的旗手。

由于依托南洋各地华人华侨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南洋公司倡导国货的号召在那里得到积极响应，在与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中取得成功，“双喜”、“飞艇”等牌号走俏，业务蒸蒸日上，从而迎来了南洋发展的第一个春天。在这期间，南洋公司的市场在东南亚地区不断加强，如1912年在香港本埠销售量占18%，泰国占7%，有75%销往新加坡后转口到马来亚、老挝、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其中爪哇一地月销售量一度达到5000万支，新加坡、庇能、坝罗、吉隆四埠月销售量在3000万支左右。

1912年，南洋获利5.2万元，1913年获利11.7万元，1914年利润增加到17.5万元。稍后，简氏兄弟在佛山购置房产，开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竹嘴厂。位于佛山郸城区的简照南别墅是南洋第一个上升时期留下的遗产，这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群，最初由李氏于光绪年间建造，后转手于陈氏，***初年由简氏买下。20世纪80年代末，简氏将落实政策后归还的别墅产权赠还李氏，故称为简照南别墅，为佛山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佛山禅城区臣总里的简氏别墅，一处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筑群，***初年南洋公司业务如日中天时购置此宅，现已成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国货运动又往往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为政府所利用，为企业家们所利用。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与抵货运动的正面意义和负面意义是交织在一起的，而南洋公司与日本货的恩怨情结又十分微妙，包括使用日本的原料、技术、设备、技师以及技工等，这不仅会给竞争对手留下向自己开火的口实，还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果然，这种能影响国人购买意向的民族情绪也为英美公司所利用：正当南洋公司的产品在东南亚一带热销时，竟招来竞争对手的一次猛烈攻击；当时，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刚刚成立，****运动进入***，有人以简照南曾加入日本国籍问题大做文章，在《国民日报》上公开指责南洋公司的资本为“日资”，其产品为“***”，这种攻击活动尤其在新加坡等地一度甚嚣尘上。据南洋公司叻局（新加坡）调查人员梁少康1915年5月26日向香港公司的报告，竟有一“阴毒公司”五、六人每天在烟摊前假买烟为名，指责南洋的“双喜”等牌号为“***”（这一情况在第九章还会提及）。

南洋香港***厂的收烟检验处

为了澄清事实，平息谣言，简照南邀请香港华商总商会派员到位于湾仔道鹅颈桥的香港***厂调查，该商会（司理叶兰泉）1915年6月的调查报告称：

外间所传该公司系与外人合资及用外人为技师之说，弟经查阅其生意合同及数部，殊属不然。不特该公司系完全华人所设，并只其简氏兄弟三人合资自办而已。至其全场***，无一而非出自华人之手。所有技师、机师均属华人充当，此实我华人公司工厂之特色也。且其有益于港地华人穷苦妇女不少，因其藏有女工八百余人，初入者每日可得工银一毫零至二毫，中等者每日可得工银三至四毫，上手者每日可得工银五至六毫，若是则港地华人妇女受益不浅矣①。

三、到北洋政府注册

简氏兄弟意识到，南洋公司仅仅在香港注册是不够的；要背靠祖国，高举国货大旗，还必须得到国家和国人的认同。于是，南洋在逐步由香港向内地扩张的同时，申请在北洋政府登记，以成为一家名副其实的中国企业。

1915年，南洋拥有卷烟机24台和大约900名职工，年生产能力达到9.3亿支，为1912年的4倍。那时，各地商会组织应运而生（虽然其中不乏由旧式帮会、公所蜕变者），为保商、振商及促进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发挥着不可小视的作用，而南洋融入行业组织中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年，中***货维持会在上海成立，各地纷纷成立类似的组织。南洋公司欲适时向上海方面开拓市场，首先与中***货维持会取得联系，加入该会，以争取支持。这种国货组织，虽不可避免地带上一些狭隘和自我封闭的色彩，但可称得上中国近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之一，表现出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凝聚精神，是外国侵华势力深感畏惧的无形屏障。南洋公司虽然总部和***厂都在香港，但其市场明显地逐渐向内地转移和延伸，与英美公司不可避免地发生***，这就要求必须融入国货组织，以寻求行业甚至政府的保护与支持。这年9月，该维持会事务所致函南洋公司称：“承贵公司热心公益，加入敝会，共扶进行，无任欢迎之至。”

同年，南洋公司增加资本为100万元（以利润转化），于7月向北洋政府申请注册。其呈文称：

南洋烟草公司总经理简照南，年四十五岁……今岁再增加五十万元，合成一百万元，力策进行，务求国货之精良，备竭棉力以扯柱（挹注）。现计敝工场男女工人一千一百余人，日出各烟有六百万枝。各牌分有“飞艇”、“飞马”、“双喜”、“三喜”、“四喜”、“地球”、“喜鹊”、“发财”、“狮球”、“三夫人”、“自由钟”等名，凡十一种。去年贸易总额达二百万元。窃查吾国烟厂完全由国人自办者，现当以敝工场规模为巨……伏乞批示，准予立案，并通咨各省一律保护商标，实纫厚德②。

办理此事的王世仁在北京很活跃，借申请注册之机，拉拢同乡京官和农商部的秘书科长许之衡，对批文尽可能美言并写得长一些，以借资宣传。同时，简照南指示，“部批”一到即发各报馆，以备刊登。果然，农商部在批准注册时加了一段很长的批语，《天津商报》等予以刊登：

据简照南秉称，先后出资一百万元，在香港创设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已于广州、暹罗等处各立分店。现拟扩充营业，在津、沪二处设立分厂。缮具商标式样暨各烟牌号，请准予立案保护等情，均悉。查外洋烟草，近来输入甚巨，为吾国一大漏卮。该商***创设此项公司，借谋补救，毅力宏愿，深堪嘉许。所制各品，均尚精美，请予立案之处，自应照准。至商标一项，本部现正筹办；所呈式样，暂准备案，俟将来该项条例颁布后，再行照章核夺。合行批示遵照③。

上述批语，是王世仁为宣传南洋的成功之作。所谓拟议在“津、沪二处设立分厂”，确有其事，只是天津设厂的计划始终未付诸实施。

事实上，天津的国货卷烟市场比上海坚挺。根据1915年7月王世仁向简照南的报告，南洋公司每月在天津销售“飞艇”达到600箱（5万支/箱），“双喜”达100余箱；而英美公司的“派律”为100多箱，“三炮台”约50箱。这种形势与国人反对“二十一条”而形成的****运动有关（此类民族运动，凡外货都会受到***）。王世仁的报告称：

北方***极坚。此处日租界各店静若无人，而每日均有箱车装满国货，沿途摇铃，大呼“中国人要用中国货”及种种悲惨之语（我烟也在箱内，可喜！——原注），闻之不觉悚然！此处比上海坚持百倍，机会真不可多得。弟敢发一大言，我货能来北方，二千箱一月，无不销也④。

南洋在京津地区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虽没有形成市场优势，却将自己的触角伸向了英美公司在北方的核心之地，以致不久建立了北京分公司，其办公地在北京南城万明路7号。

早期“双喜”牌商标

【注释】

①②③④⑦⑨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页80、7-8、8、32-33、91、70、30。

⑤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2001年中文版。

⑥⑧⑩上海档案馆档案U181-1-27。

⑫1918年3月14日《申报》。

下接南洋｜第一章国货大旗（中）

南洋｜第一章探业问道（下）

上接：南洋｜第一章探业问道（上）

三、投资烟草工业

出身于草根阶层的简氏兄弟兢兢业业，辛辛苦苦经商，终于攒下了第一桶金，将这笔有限的金钱投向***业，选择的目标是卷烟***。这是一个简氏兄弟十分陌生而又充满风险的行业。简照南为何将钱往这里扔呢？这除了简照南对专业的清晰洞察外，还与他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把握有关。

清政府特别是慈禧在经历“百日维新”失败和“庚子之乱”之后，似乎变得“从谏如流”，在社会和经济制度方面采取一系列变革措施，对商业政策有所重视，商部（后改为农商部）的设立以及包括商律、公司律在内的一系列法律的***都是在此期间，民族工商企业的出现如雨后春笋。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后，官员中有人提出利用侨资发展新式企业，主张保护侨商。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发布上谕，要求沿海各省为侨商回籍设法保护，还在一些省设立保护局。政府甚至派出使团到南洋各埠劝导侨商回国投资，广东南海等地出现了一大批侨资兴办的企业。

烟草业是一个挣钱的行业，也是一个垄断性和竞争都很强的行业。面对烟草业中外国资本对华的输入，“利权外溢”，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爱国人士为之不平，大声疾呼“堵塞漏卮”、“挽回利权”。在这期间，首先是天津出现了官商合办的北洋烟草公司，接着在清政府登记注册的有上海三星纸烟公司和四民纸烟公司以及山东、湖北等地的一批纸烟公司。1905年美国排斥华工，爆发了国人***美货运动，其中口号之一便是“不用美国货，不吸美国烟”。这次运动进一步激励了民族资产阶级创办卷烟工业的热情，三、四年间全国民族卷烟工业企业竟发展到20余家。

然而，这些企业经不起同强大的外来资本的竞争，管理和技术也都较落后，绝大多数都先后倒闭或转产，成为民族卷烟工业企业中来去匆匆的过客。就连手握官印、有“一代商父”之称的盛宣怀所创办的三星公司（经理为江南富商刘树屏）也在与英美公司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虽然他从北洋公司挖走了工厂总董秦辉祖，但三星却没有最终立足于上海滩。

强大外国资本的存在，加上一个任人宰割的政府，这种残酷的现实使许多民族企业家对投资烟草业望而生畏。

还有，卷烟市场的开拓，是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都要面对的问题。那时卷烟初现于市，此前连见过香烟的人都很少。正如杜克先生的忠实助手唐默思（J.A.T.Thomas）在他1928年出版的著作《开创东方烟草贸易》（A Pioneer Merchant in The Orient）中所回忆的那样，他于1897年初来中国，曾与商人和金融界人士谈到在中国推销香烟的计划，这些人士认为唐默斯是异想天开，因为中国人吸的是旱烟和水烟，对纸烟（即卷烟Cigarette）几乎一无所知。这也就是说，涉及到文化的***——传统与时尚的***，水烟和旱烟为卷烟取代并不是那些有意投资卷烟工业者想象的那么容易。

像许多民族企业家一样，简照南看到烟草业中的外国资本在中国横行，思考其中潜在的商机。不过，当时直接影响他将有限的资本投向烟草***业的还有两件事：一件事是北洋烟草公司的“龙球”牌纸烟在香港的出现，使他产生一南一北共驻南北市场、与洋商争夺几分天地的念头；二是香港朱广兰烟店的崛起：该店由广东人朱延宾1850年在广州创办，历来经营熟烟丝。卷烟问世后，店老板在每包烟丝中附装约50张切成小长方形精制宣纸，作卷烟之用，受到消费者欢迎，营业异常发达，后将总店迁往香港，并在广东和新加坡开设分店，生意很红火⑤。

同时，简照南在日本参观过神户的村井烟草公司，接触过一些技术问题，他曾不无讽刺地对朋友说过：“我从日本偷来了烟草技术”。

简玉阶后来回忆“广东丸”沉没后的情景称：

我兄弟看到北洋烟厂的“龙球”牌，日本的“云龙”牌，香港的“朱广兰”等卷烟，生意颇好；且旅日期间，认得川井烟厂工人一人，自称技师，保证技术上可解决一切，于是决心创办烟厂。在日本购得旧货蝴蝶式卷烟机四台，装回香港，筹备设厂⑥。

仅靠3万元能办起一座与英美公司竞争的卷烟厂吗？简照南不得不多方筹凑资金。越南华侨、简照南的叔父简铭石为此提供过帮助；另一位越南华侨曾星湖，与简家往来颇密，是个有声望的人，尤其在香港南北行（广东商人组成的行会）中叫得响，在简氏家族以外尤其是在香港招募到一些资金，总共筹到香港通用银圆10万元。这样，简照南获得开办企业的基本要素——资金、技术并从日本延聘技师，于1905年成立了广东南洋烟草（有限）公司。公司的资金规模在当时民族资本中的同业界不算很小，虽然技术是拿来的，人才也多从外面引进，但广东南洋烟草有限公司不失为地道的中国民族资本企业。从股东的构成看，简氏家族包括简铭石在内，共计48200元，占48.2%，其中简照南名下24000元，占24%；简氏家族以外的投资51800元，占51.8%，其中曾星湖及其朋友7人12500元，占12.5%，简铭石的朋友8人占6.2%，广记号老板杨辑五占5.4%，其他散股多人，共分1000股。

这些持股者大体分布于香港及其周边地区。简照南艰难创业，寻求资本，以血缘关系的家族联合作为首选，次则重视地缘性的乡土关系，这是那个时代商人组合的基本做法。这里不难看出，简氏家族虽然是公司的最大股东，但简氏家族以外的股份仍占50%以上，有较大的发言权，不失为股份有限制企业。不过，公司虽然以股份有限制企业在香港注册，但作为体现西方***中三权分立制度在经济领域移植特色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十分松散，经营和管理者又缺乏经验，难以抵御市场风险，尤其是在与英美公司发生商标官司后没有走出危机。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3月，广东南洋烟草（有限）公司以10万元香港通用银圆在香港注册，在香港罗素街租了一间大货仓作厂房，装备一台烤炉、一间烘房、一台发电机、4台卷烟机，除有日本技师7名外，有职工100多名，每日开工10小时，按机械、半机械、半手工操作，于1906年4月投产，日生产能力30万支，其第一个牌号就是“白鹤”牌香烟。

简照南为什么把厂址选在香港而不放在广州？据接近简照南的人士叶少林的回忆，主要原因有三：其一，便于采购原料。那时，内地尚不能提供卷烟用的烟叶，在香港采办外国烟叶，可以节省运费并少纳一次进口税（南洋大量使用山东河南等地的烤烟是1919年以后的事）。其二，香港自由港的地位，不像内地要纳厘金和许多苛捐杂税，生产成本可以低些。其三，便利产品运销南洋各埠，运费也会节省一些⑦。这些条件，同内地那些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夹缝中生存的民营企业相比，应该说是多少优越一些。

最初，简氏兄弟考虑的目标市场，注意力放在香港本埠，尤其是注重南洋群岛，那里有大量的华人华侨聚集地，他们有吸旱烟和水烟的传统，也是英美势力相对薄弱的地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十九日，广东南洋烟草公司生产出“白鹤”牌香烟投入市场，其包装为4支装，售价一仙，即一分或一个铜板。想不到“白鹤”牌竟受到吸烟者欢迎，销路渐渐打开。

然而，就卷烟业而言，特别是在外国产品充斥的环境中，要使一个牌号立足于市场远比将产品投放于市场困难得多，因为那时的烟草业不仅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且有一个虎视眈眈的强大对手。如果说年轻的简氏兄弟“下海”建立广东南洋烟草公司是在这一行业的一次“试航”，那么，这一行动实际是拉开了以南洋公司为代表的民族企业与英美公司斗争的序幕。

四、与英美竞争首遭挫折

作为民族资本企业，南洋在香港的生存环境并不比内地好多少，因为那里有一个在伦敦注册的英美公司。可以说，南洋受到外国资本的排挤与打压是与生俱来的，其最典型的事例是简氏兄弟的产品一上市就遇到了英美公司的强势***。在当时的香港，“白鹤”曾一度与英美公司的“玫瑰”并驾齐驱，这不是英美香港公司的管理者们所愿意看到的。虽然“玫瑰”牌并不是英美公司的重要牌号，但“白鹤”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使得英美公司深感惊愕。因为抢了市场，“白鹤”不久就遭到英美公司的***。原来，“白鹤”商标颜色和四周的图案都和英美烟草公司的“玫瑰”相似，所不同的是主图案一为“白鹤”，一为“玫瑰”。英美烟草公司以“白鹤”影射“玫瑰”为由，将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告上法庭，引发出一场轰动一时的官司。简氏兄弟对此颇为不平，准备反诉，但一个作坊式的小企业，在那个地界如何同一个跨国公司对抗呢？当时有广生行老板劝他们就此了结，因该行曾发生类似事件，未能胜诉。结果，南洋公司被判败诉，简照南只得忍气吞声，将价值2000多元的“白鹤”牌香烟在港英当局巡理府前当众销毁。需要指出的是，“白鹤”香烟被焚毁，牌号被玷污所造成的市场丢失远远大于产品本身的直接损失，人们再也没有看到这一支牌号出现在南洋的产品系列之中。

那年月，商标设计和管理上没有完善的规矩，有关“抄袭”、“影射”的观念非常淡薄，广州***对此案多有指责。此案在香烟发展史上可称得上是一个事件，因为当时的南洋公司在香港华资企业中算得上是一间像样的工厂，第一只牌号竟受到如此打击，市民中有人说这是殖民地的一种“民族***”，民众转而对南洋兄弟给予同情。

“白鹤”受挫，使简照南认识到商标和包装设计上不能抄袭和模仿同类型的商品，决定不再出一仙的产品，而改出10支装和20支装的“双喜”牌，售价分别为3仙和6仙。

但是，正当“双喜”牌畅销之时，英美公司以同样的手段警告南洋公司，说该牌号与他们的“三炮台”相似，声称如不停止“双喜”牌销售，则控以仿冒之罪。同时，该公司派员分别向香港和九龙各烟贩警告，称“双喜”为“冒制品”，如继续***，将受到控告。简照南希望寻求法律保护，这在当时没有哪个华商公司敢于同英美公司这一庞然大物分庭抗礼的情况下，特别是盛宣怀等民族产阶级企业家创办的上海三星纸烟公司于1907年与英美公司因商标纠纷诉讼失败后，他深感申诉无门。在咨询律师后，他找到答案：如果根据西方法律在英属殖民地与英美公司对簿公堂，不仅难免陷入徒劳，恐会带来更大的损失。简照南又陷入迷茫之中，不得不再一次以退为进，未与其正面交锋。

英美公司1910年的售烟车

各烟贩懾于英美公司的势力，多不敢陈列南洋的产品。一个企业没有了自己的牌号，如何生存？南洋公司受此打击后，经营每况愈下，终因负债累累，在营业仅14个月后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宣告清理拍卖。

…………………………………

【注释】

①罗一星《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简照南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86年第36辑。

②简照南《简太夫人哀思录·先家君墓表》，1920年。

③④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2001年中文版，第16页。

⑤《岭南掌故》2005年，第540-544页。

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第2页。

⑦叶少林（遗作）《江门文史资料·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二三事》第九辑，1983年。

南洋｜第二章国货大旗（下）

上接南洋｜第一章国货大旗（中）

五、产品销势走强

最初，南洋公司的技术、人才以及企业的管理制度几乎都来自日本。虽然在企业制度选择上有过反复，但简照南同当时许多民族企业家一样还是钟情于与“家长式”管理相适应的无限责任制，这使得企业最后确立与手工作坊式不同并且符合当时时代潮流的资产阶级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从而保证了企业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的有效运转以及效益的持续提高。在南洋公司参加国货展览会的消息见诸报端后，其产品逐渐得到国人的认知，商家纷纷要求订货，以致供应不足而公司一时手足无措。在上述北京德华纸烟公司致南洋函中，还告诉南洋一个秘密，英美公司为对付南洋，提高了对经销商的津贴；同时向简氏兄弟出谋划策，建议按英美公司的办法给消费者赠券兑奖，以此为促销手段，并表示“愿为效力”。称：

贵公司各种之烟，近见销路大有开展，英美公司亦非常注意。见该公司招有十二人在京师东安市场地方摆设烟摊，专售该公司各种之烟，并将其旧招之分销小经理各家贴给、花费每家每月贴洋叁拾元，不准售别种牌烟。看其种种举动，系专在“飞艇”等烟，注重意图***。敝已向自招之经理分销各家提议，设法相抵，暗中破其用意，尚未见有成效，惟望贵公司早作计议，设法预防。否则一但（旦）被其压下，岂不枉费心迹（机）⑧。

该德华纸烟公司又是山东济南孚隆昌号的主要投资人，专门经营英美公司的产品，在烟台、黄村、周村等地建有多家分号。当南洋公司的“飞艇”进入山东，商人受提倡国货香烟的鼓舞，对这一新来的国货产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当德华公司成为南洋的代理商之后，孚隆昌号遂决定筹款购进南洋的产品，并致函南洋公司，要求派员来济南接洽。不料，1915年11月间，此事为英美公司驻济南“洋员”察觉（据称该“洋员”扣有南洋公司致德华纸烟公司的函件），竟取消了孚隆昌及其各分号的代理资格。为此，北京德华纸烟公司致南洋公司函称：

盖取消一节，本不足惜。在鄙人宗旨，俟经理贵公司之烟后，即伊不取消，鄙人亦决意辞退，此天然之公理。独已目下而此事尚未如愿，演出此种丑态，令人实难消受。现拟仍在山东省经理贵公司之香烟。鄙人决非为利益起见，实因提倡国货则外烟自然停滞矣。贮款专待，尚希派员来（山）东或按栈房均无不可，在贵公司可以畅销国货，在鄙人可借以落场，一举两善⑨。

1915年9月4日北京德华纸烟公司致南洋公司函之末页

又有上海隆泉公记号于1915年10月26日致函南洋公司，表示先购“飞艇”烟20箱，但抱怨南洋在上海没有分销机构，称：

贵厂所出各种纸烟甚合销路，足以抵货。惟申地无经售机关，无从购办，实为推广国货之一大阻力……贵公司***精良，成效显著，为国货前途放一异彩。他日营业发展，必获雄跨地球之胜，欣佩之至……⑩

1915年11月，有浙江台州16家商号联合致函南洋公司，虽称上海没有分销机构，仍愿推销“飞艇”牌烟，请求代为发运，要求南洋“勿吝腕（惋）”。

在这期间，南洋的香烟广告开始占驻一些媒体的版面，与英美的“三炮台”等开展竞争。

1916年11月23日《申报》上南洋“双喜”、“飞艇”香烟广告

简氏兄弟将“中国人要用中国货”的号召运用于自身的业务宣传，提出“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其产品在东南亚一带特别是华人华侨聚集地大为畅销。1915年10月4日，简氏在暹罗（泰国）的分销店怡生昌号致函总公司，称南洋货未到，已接“种种订单”，货源不敷分配，以致“双喜”、“飞马”常有断销现象：“彼（英美公司）价则一日数升，而我价则始终如一，人安有不舍彼而就我之理。故以九月份‘双喜’销路而言，纵七百箱非难事也11。”又如印尼各埠，几乎全靠南洋供给，因供货不足，致使商人抬价，将每箱（5万支）180荷兰盾（约合107元）的“飞马”抬至200荷兰盾以上。南洋公司并不希望将烟价抬得很高，简照南之弟简英甫于1917年7月致函公司称：“惟起价之后，仍要有一大帮货在手，一俟起价，即将分发各埠，方能制止代理又试借端抬价。”

南洋公司靠打国货牌，取得自身的发展，尤其是前期的发展，这对该民族企业长期存身于这一竞争性非常强的行业是十分重要的。1916年南洋推出“自由钟”牌，适逢袁世凯“驾崩”，***再造，南洋借此大做广告，称该牌香烟“实为再造***之一***念品”。

1916年8月29日《申报》上南洋“自由钟”牌香烟广告

1912至1918年这6年间，南洋的销售量从2.38亿支增长为18.51亿支，销售额从43.30万元增长到562.26万元，盈利从5.20万元增长到119.40万元，企业效益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下表反映南洋公司这一时期市场销售增长的情况。

1912-1918年南洋公司产品销售和盈利情况表

表2-1 单位：亿支、香港通用银圆万元

资料来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页25、38。说明：本表仅为香港***厂产品，上海***厂1917年投产，产品未包括在内。

1918年初，南洋公司在上海等地推出“大喜”和“长城”牌与舶来品竞争，在报刊上以“‘大喜’所以预卜未来，‘长城’所以抵御外侮”为题打出广告，其广告词有这样一段话：

香烟本属消耗品之一种，敝公司讵愿提倡而推销之？顾吾人嗜之成癖，戒之不能遂，致舶品充斥，每年溢出金钱几达***千万。长此不图补救，则财尽国亡，束手待毙，宁非大愚？因是敝公司不避艰难，精心***，以冀挽回外溢利权。除前制“双喜”、“三喜”、“四喜”、“爱国”、“飞艇”、“自由钟”各牌外，兹更新制“大喜”、“长城”两牌，其如何精美，敝公司不敢虚夸，惟自信实高出同等舶品烟之上⑫。

南洋宣传国货一贯的思路是将吸国产香烟同“爱国”、“利权”甚至“民生”等重大问题及联系在一起，这使得英美公司难以容忍又无可奈何。1919年南洋广告中有这样一则广告词：

烟支虽小，负担甚重；爱国同胞，选择是用；民贫国弱，痛定思痛；不早回头，利权断送；双喜纸烟，气味香浓；吸之吸之，乐亦无穷；敬告中国主人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