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的公卖制
1915年，为弥补财政困乏，袁世凯召开公府会议，责成财政部长周学熙研究对策。周与幕僚多次研究，仿照盐务推出了烟酒公卖的政策。***4年5月，衰批准公布了《全国烟酒公卖暂行简章》，特设全国烟酒公卖总局，任命前陕南省财政厅厅长钮传善为总办，实行烟酒公卖，其宗旨为“整顿全国烟酒，规定公卖办法以实行官督商销”。
在公布公卖简章的同时，北洋政府又相继公布了《各省烟酒公卖局暂行章程》《烟酒公卖栈暂行章程》《征收烟酒公卖费规则》等文件，对烟酒公卖制度做了较详尽的规定。其要点，一是全国按区域设立公卖局和分局，招商组织公卖分栈和分栈，收取押款，颁发经营执照；二是公卖局每月核定价格，通知各分栈执行；三是原有之各项税、厘、捐等由公卖局代收分拨；四是在核定成本、利润的基础上加收10%至50%的公卖费定为公卖价格，公卖费直接缴存省支金库;五是凡国产烟草和烟制品均由公卖分栈经营，由公卖费中提取5%作为应得之利润。
所谓公卖，与***有所区别。据李思藻《烟酒税收提纲》云：“公卖与***虽易相混，而其意义则迥不相同。***者，无论一部分或全部……政府握***之权；若分卖者，凡烟类或酒类之产、制、运、销等营业，悉听人民之自由，官厅不过于其烟类或酒类之量数按照价格抽以若干之公卖费。”这次烟草公卖在当时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是公卖费的征收，使烟草税率提高；二是实行公卖，整顿了以前烟草税的混乱状况；三是通过公卖，政府对烟草商品的价格及经商机构有一定的控制。
虽然如此，全国烟酒公卖局及公卖制度还存着许多弊端。首先，公卖局本身就是一个臃肿***的官僚机构。公卖初行，担心群情反对，中央势须仰仗地方官维持，因此各省公卖局长皆由将军巡按所推荐。最初，浙江公卖局局长由杨善德推荐其秘书云韶。云本是位奉贤知事，而且毫无财政学识。财政部准备驳复，但钮传善知道杨为段祺瑞的心腹，便勉强从命。各省见此状，纷纷效仿，甚至省内各区分局长也为省吏所有，而全国烟酒公卖局徒为署诺而已。其次，公卖本身徒具虚名，名为官督商销，然局由官办，栈由商办，而各局有征无卖。所定公卖费率，各省不一，最重者京兆地方有至50%；最轻者热河，仅抽10%。而公卖范围仅限于“土烟土酒”，“洋烟洋酒”却未触及。可见第一次烟草***并不彻底，这是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密切相关的。
南洋｜第四章 官商合办（下）
上接南洋｜第四章 官商合办（上）
三、简照南赞成官商合办
清末民初，官办企业少有成功者，而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企业，实际大多由官操纵，商人处于无权的地位。在这期间，虽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处于一个发展时期，但官商合办企业实际已名声扫地。尽管如此，受传统权力格局的影响，官商合办企业是当时一种重要的公司形式。因此，简照南最初对合办卷烟厂是感兴趣的。他似乎对那个时代的“红顶商人”没有流露出多少崇拜，但他是一位精明的商人，深谙那年月商与官、钱与权的关系，能与官场人士为伍，或许能享受到某种特权，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利益。
于是，简照南专程亲赴北京，于1916年9月7日首次与钮传善会谈。初次会面，各自仅陈述、摸底而已。当时正值南洋从香港向上海扩张之际，简照南担心在上海与英美竞争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对官商合办抱有诚意，表示愿出“九牛二虎之力”促成此事。
那么，简照南为什么热衷于与北洋政府合作呢？除南洋当时在上海开拓业务的需要外，简照南还分析合办有三利：“一者可杜绝外人承办全国纸烟利权；二者得政府提倡全国吸食我烟，此种效力亦甚巨大；三者与政府同营，生意信用自是不同。④”由此看来，简照南赞同与政府合作，最重要的考虑在于借政府资金和行政之力，抑制竞争对手，提高自身国货之影响力。尽管他的兄弟们之中有的更看重金钱，有的更看重国货名分，但与政府合作符合大家的共同愿望。所以，简照南带着兄弟们的共同使命亲赴北京。
烟酒公卖虽然仅限于土烟土酒，但在公卖初创期间，英美公司担心政府与南洋合作于自己不利，而南洋公司同样担心政府与英美公司在收税方面的合作给自身业务带来障碍。 1916年，英美公司曾谋求向政府承包烟酒牌照捐，这意味着该公司企图对卷烟零售乃至整个流通环节的控制，这对南洋和所有华商烟草企业都是极为不利的。1917年6月，南洋公司致电财政部税务署，对这件事深表忧虑，称：
闻外商某烟公司用其属下华人出名，运动某机关包办全国烟草牌照捐，欲垄断烟草营业，制死全国烟商命脉，利权独握，何异外人***？较公卖尤烈……恳速阻成议，洞烛奸谋，毋为丛殴……⑤
简照南的这种忧虑，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南洋公司与政府举行谈判。
1917年6月税务署批转南洋公司询问某外商公司运动包办全国烟酒税事致农商部咨文
在官商合办烟草工业的问题上，官商双方显然各有不同的目的，但也有契合之处，这使得双方能坐到一起。清末民初，“官商合办”企业的模式早已失去其号召力，在工商界被视为畏途，简照南对此不了解吗？不是的。他所处的时代，官办和民办企业以及民族资本家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尤其是从李鸿章、张之洞到张謇、盛宣怀、周学熙等洋务派官僚们所办的企业，不免使他受到影响，他还是抱着增强企业实力的希望选择了合办的道路，希望在那风云瞬息万变的年代能得到政府的保护与支持。
四、官商谈判进展不顺利
简照南多年在日本经商，看到的是自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渐形成的那种法制环境和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看到的是政府如何为民族企业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提供有力的保护。相反，他在期盼资产阶级***法制的同时，察觉到的却是与封建制度相关的官方权力的影子甚至类似“苛政”等种种现象，这使他最初对官商合办抱有的信心大打折扣。
钮传善最初让简照南同邬挺生商榷，然邬氏究竟代表谁？他早年即入英美公司充当买办，曾运动英美烟草公司每年出资300万元承包印花税，却没有结果，不被钮传善所信任；邬氏在简氏兄弟眼中又被看作为处于“敌人地位的人”。而且，简照南一开始就怀疑钮传善为什么让自己与邬挺生会谈。当时，邬虽然已被聘任为国务院咨议，但在简照南看来他仍然是替英美公司做事的人。
当简照南抵达北京后，于1916年9月6日与王世仁一同拜会钮督办，用简照南的话说当时是“蒙赐接洽”。官场人总不免带些官腔，督办告诉简照南，政府“自办”烟草工业决心已定，只是苦于人才，南洋如与政府合办，尚可商量，称已电告邬挺生来京，彼此商量条件。于是，简照南致电邬挺生，希望他尽快北上来京。而邬挺生则称没有钮氏之电他不愿赴京。这样，简照南反过来作钮传善的工作；钮表面上应允向邬发电邀请，却给简照南“有意拖延”的印象，这使他感到置身于“五里雾中”，不知道钮是在敷衍自己还是在敷衍邬挺生。在大约半月之内，简照南与官方“连日磋商，未得要领”，他称“因官场办事与商人不同，况钮督办事务太多，陈（***）财长更无暇晷。”
1916年9月23日，简照南忽然接到邬挺生来电，称已接到钮督办的电邀，即日起程到京。25日，邬抵京会谈。9月底，邬挺生和史莲荪拟出合作章程（草案），企业定名“中国烟草总公司”，资本定额1000万元。章程的许多内容是按钮传善的意见写的，简照南不大满意，称：“该章程纯粹政府利益，于我们极为吃亏。”而且，该章程草案由邬挺生一手操刀，简照南称此邬君“非常人，难以寻常看待”；又称他在上海时极力帮助南洋说话，促进合作，这时却来帮助政府，甚至以政府来挟南洋，前后如出两人，为人阴险。简照南认为这些人缺乏开诚布公，各怀鬼胎，均“意欲染指”，这使得他颇为灰心。
几次商榷，双方发现分歧颇多，其核心是涉及享有控制之权的总经理人选问题。简照南主张实行有限责任制，意在使总经理的权力有所制约；钮传善则不赞成公司为有限责任制，称有限公司十有***为董事局所破坏，历来有限公司少有成绩者，意在官任总经理并对企业控制。像中国近代许多官商合办以及官督商办企业一样，对企业的领导人无论是清末“皇上简派大臣”还是后来的“政府遴选”，官方要的是权力，而商人既要借重官的维持，又要摆脱官力的约束。南洋在与政府的谈判中也没有跳出这一圈子，其分歧是不言而喻的。越是谈判到了后来，简照南越是处于两难境地。他同那个时代其他商人一样，对权力的崇拜与仇视是交织在一起的。他发现官员和商人有时能唱同一首歌，但很难唱到同一个调，即使是同属“绅商”一族。从文化心理上分析，千百年来商人“富而不贵”，为“九流之末”，这种阴影在那一代许多人心目中挥之不尽，官商文化的陋习根深蒂固。简氏家族与北洋政府官员之间，很难说有多少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互相信任，很难建立像商人与商人之间以利益为纽带的伙伴关系。谈判中，简照南感到与官员交往颇觉“下气”，这使他早先抱定的信心荡然无存。最后，南洋对官商合办采取了敷衍的态度。
或许是因为简照南从青年时代就沉浸于商旅生涯，与那种追逐仕途而后转入实业的绅商不同，他对官场弄虚作假、逢迎与圆滑的现象表现出异常的淡漠和厌恶。1916年10月1日简照南致简玉阶函称：
官场做事，鬼鬼祟祟，今观之，余亦颇心淡矣。究不如招商股之为直接畅快也。然不与合，亦不能不敷衍老钮，因全国烟酒税在其掌握，若动他怒，则内地烟税又不能不生阻碍。与官场交，吃一担砂仁，也难下气。然事已骑虎，不能不忍之。今为此事，阻个搁月余工夫，若不成真不值也⑥。
简照南“吃一担砂仁”的感觉，或许正道出了当时类似景况民族资本工商业者的心声，这就是那个时代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夹缝中挣扎和生存状况的写照。官商合办公司，可以说是官方与商人合作和妥协而形成的一种企业形式，其特殊的资本所有权结构在企业治理上首先表现为不同性质的资本所有者（股东）之间的博弈，结果往往是官方利用行政权取得公司的控制权，使行政权凌驾于股权之上，从而决定了公司的治理走向。简照南“吃一担砂仁”的感觉，可以解读为他已经从艰苦的谈判和当时一些合办企业的实际运作中意识到这种企业形式的种种弊端，这或许是双方谈判进展不顺利以致合办流产的深层原因。
五、官商合办流产
显然，南洋与政府合办一事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谈下去吧，前途未卜可知，且耗时日；如拒绝谈判，简照南的兄弟们如简玉阶、简英甫及堂兄弟简孔昭等对与政府合办又均有浓厚的兴趣。1916年8月18日，简照南之弟简英甫致函简玉阶，称在“空山”时刻虎视的情况下，如“揸定”主意与政府合办，是“实势之必要”；眼下谈判如此不顺利，而官方又不是可以轻易得罪的。10月21日，简英甫再致函简玉阶，提出缓兵之计三着：一是利用官方获得贷款以清还期票；二是拖住总办钮传善的要求，“令其勿生别心”（显然是担心政府向英美公司靠拢）；三是托“有势力之人与黎总统面商，直接提议，由黎公督责督办执行。”简英甫还提出，南洋素与章炳麟（太炎）有交（章因参加***袁世凯曾在北京被软禁，袁死后获释南游至新加坡，受到简英甫厚待，故产生交情），而章与黎元洪私交颇深，可否由章递话，请总统出面协调。这里不难看出，简英甫对与政府合办是持积极态度的。这次谈判，断断续续，历时近两个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
然而，越到后来，钮传善对与南洋合办之事似乎越有兴趣，越抱希望。这时的钮氏为何对官商合办烟草企业的态度显得如此积极呢？这与当时中国局势的骤变和钮氏个人的盘算关系极大。袁政府烟酒公卖的操盘手是财政总长周学熙，他将陕西财政厅长钮传善调进北京做了烟酒公卖局总办，这是一个相当于财政次长的职务。袁世凯死后，虽然烟酒公卖政策照旧执行，但随着周学熙辞去财政总长职务，钮传善这个烟酒公卖局长（烟酒事务督办）也不好当；尤其是烟酒商人赴京请愿，反对公卖的呼声不断高涨，指责烟酒公卖是一种“非牛非马”的制度，威胁到这一制度的存废。在1916年冬至1917年春召开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会议上，钮传善极力活动，贿赂预算委员会成员，谋求保留公卖机构，从而留住自己的职位。
1917年2月，钮传善派人向南洋公司天津分公司的负责人黄瑞递话，希望合办之事“速速进行”，称财政部有余款数千万元，“为办烟厂之备，倘本公司不速进行，恐为捷足者登云云。”2月22日，简照南致函简玉阶，称钮传善的私人秘书陈锡周来信，坚持总经理由官方担任，条件难以谋合，称：“然亦坚持要占总理权，且官场***，断难成议，然亦拟牵缓之，亦俟机而动，见景而为可也。⑦”
同年6月19日，钮传善派全国烟酒事务署秘书张友棻偕同广东烟酒公卖局长周廷励，携致简照南的亲笔信赴香港，对南洋（香港）经营和设备等作“实地考察”，实际是要对谈判做最后之努力。此信有责备南洋公司不思发达之意，但言辞恳切，表明钮传善对合办仍抱强烈愿望：
贵公司与政府合办一事，贤昆仲来京磋商多时，弟也迭派陈锡周赴粤相议，迄无成议。政府对于贵公司有提倡维持之心，而贵公司因循自误，似不以营业发达为意者，此中情形殊难索解。弟忝属烟酒专官，责任所在，不敢惮劳；且惧此事倏起倏灭，未免贻讥外人。兹特派本署张友棻偕同广东公卖局长周廷励到港，与贤昆仲为最后之谈判。
台端前次到京与张君把晤，本系旧识，周君又为粤人，尚乞明白相告；如果诚意合办，即可提出条件，彼此磋商，愈速愈妙。政府本无格外苛求之意，但能多设***厂，使烟业发展，官商交济，即可照办。倘或实有为难情形，或别滋误会，亦不妨坦怀相见，从此作罢。但希注意贵公司之营业与政府维持之苦心，毋悔失机，是所盼祷⑧！
由于公卖局已就办烟厂事呈请大总统批准，且在上海购办地基和机器，钮传善惟恐办理不善，曾表示“失败堪虞”。因而，这时候的全国烟酒事务署也降低了要求，称条件可以“将就”。这使得简照南有些动心。不过，当时简照南正与英美公司在华执行董事唐默思（J.A.T.Thomas）（简照南称为“他骂士”）就双方合并之事谈得火热，用他自己的话说，与“空山”合是“无上之良机”，与政府合是“第二良机”也。
然而，简照南还是没有贸然拍板；当时南北纷争，举国不宁，他担心对时局把握不当而领错了路。1917年6月29日，简照南将情况告知在港的兄弟们，表示要与他们“讨论妥当”之后再做定夺。
不料，在这个多事之夏，中国政局发生急剧变化。7月1日，辫帅宣布复辟帝制，黎元洪总统***下台，旋由段祺瑞政府执政。在那云谲波诡的年月，钮传善千方百计地想保住自己的宝座，但他作为前朝之臣，不得不从全国烟酒事务署怏怏离去，接替他的是众议院议员胡汝麟。
简玉阶既没有看上“无上良机”，又没有接受“第二良机”，他在香港接待张友棻一行之后，于7月4日给钮传善捎去一封复函，称：
张君到港，具道盛意，逖听之下，感且不朽。续读致家兄手书，复承苦心维持，达于言表。满拟即日会商，分别解决，以副尊命；不意***传来，又生波折。现拟俟大局稍定，当即前来领教。其有未尽欲言之处，经请张君面呈钧听，统祈亮察，无任感菏⑨。
这样，由于环境的变化，也由于简照南和他的兄弟们不得不放弃最初“借助官力”的想法，北洋政府同南洋公司合办卷烟工业的事从此被搁置起来。
【注释】
①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1038卷宗1566、全宗1027（2）卷宗18。
②杨国安《中国烟业史汇典》，2002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页878。
③④⑥⑦⑧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页120、126、127、128、128-129、130-131。
南洋｜第三章 抢滩上海（中）
上接南洋｜第三章 抢滩上海（上）
三、沪局的设立
南洋公司将产品从香港大量运往上海销售大约是在1914年底或1915年初，但销量不多。据卢晓臣1915年（农历）1月23日写回的报告，上海170家小同行受大同行之压力，除售英美公司之货外，不敢代售他人之货，称：“连日奔走，自南京路以徂里外虹口，竟是不但无人肯定货，即欲将货交托其代卖，卖出而后交银，亦竟有多数拒而不钠。”幸好有4家愿意代为销售。可见，南洋产品最初进入上海时的困难情形。1915年南洋公司参加国货展览会前后，产品逐渐为代理商和消费者认识，公司方面感到供应应接不暇，香烟自香港向内地长途转运成为市场开拓的一大窒碍，以致中国国货维持会、承销商等建议南洋在上海设厂，并先设立分公司。国货维持会戴金章致函王世仁称：
贵公司热度程度极高，至鄙人处来报告，承销者不少，如作缓图，恐一受冷血，则挽回不易，鄙意以设（为），不如先请在沪设立分公司，筹销各种香烟，需货由总厂运沪，一面购地设厂，双方并进，已副社会之雅望。且设立分公司经营，可省先将各家承办分销章程订定寄下，以使代为接洽，须与英美烟公司章程相同，则不患无分销处矣③。
南洋上海业务的开拓得力于这位名叫王世仁的幕僚。王世仁，号秋湄，广东人，一位金石家，略通经营（有资料说曾就职于《广东七十二行商报》报社任编辑兼翻译），后一直追随简氏兄弟。南洋公司上海分公司（沪局）于1916年4月10日正式开幕营业，那时由画家周柏生负责广告业务。这一天，王世仁致函公司称：
沪局原早开幕，嗣因电灯阻滞，今决日间开幕。而沪人望眼欲穿，姗姗而出，容光更照人也。沪市“飞艇”销滞，实缘“空山”（即英美公司）全力对待；惟我亦有以御之之法。拟开幕数星期，补烟与同行，作为赠彩，则必获畅销④。
南洋沪局的设立，对英美公司来说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他们对此事给予高度重视。王世仁于开业不久即致函简氏兄弟称：
我局自在沪成立，“空山”愤恨已极，日谋对待。不幸艇烟（“飞艇”）起价参差，致彼乘虚而入……复在南京等大埠，煽动小贩，买贵卖贱，暗中津贴，致分销我烟者无不存观望之心；亦由我分销多不得力，故得为其动摇。现“空山”又在北方捣乱矣。揆其情形，务使我烟沦落而后快⑤。
毫无疑问，进军上海是一种诱惑，同时也是一种挑战。南洋要求得自身的发展，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向上海挺进，这或许是那些在内忧外患交相煎逼、社会环境极端恶劣情况下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企业与风浪搏斗中的一种必然选择。然而，在上海开拓市场，会引起英美公司的强烈***。有商人范松洲致函简照南称：
贵公司“飞船”（即“飞艇”）唛试烟（销）以来，承蒙各界爱国君子同声赞美，故而销畅日增月盛……英美烟公司大受影响，其营业有日落千丈之势。可恨者其设法种种，破坏诡计甚多。现下招入十人下流之徒，手捧“飞船”，沿马路大叫，某某货，贱价出售……⑥
不久，发生****运动，日资企业的货品销路受到影响，上海市场上对南洋的国货产品表现出强劲的需求势态，有虹口地区广生隆号由轮船自香港带来“飞艇”、“三喜”和“飞马”等牌号出售，售价甚高；另有一家也自香港带来南洋的香烟，竟在大门口大书“总发行”字样。更有德隆昌号于1915年7月9日致函南洋公司，要求作代理，弦外之音虽不乏恭维之意，但言辞也算诚恳：
今为提倡国货起见，近见贵公司所出品“飞艇”牌、“喜鹊”牌、“三喜”牌等烟，此数种申江社会颇为欢迎。小店眉（眼）下托船友向香港、广东等埠寄来，因货到埠甚少，不济门售，而且其价受亏亦为不少。闻得贵公司目今价外推广，仰共提倡，可至申江创办公司或着代表来申，以能便利；倘来申，先寄数十箱，以济申地推广。现今申江全埠人士皆有爱国思想，自外埠寄来之货，略有十余家发行。“飞艇”以名振申江，全埠每日计算，可售二箱。因货不多，不能用全力发行，况而尚未正式来货。若来申创办，敝（鄙）人愿劳犬马之力，可能挽请同行同志协力提倡；况而目今有三鼎大之机会：一曰，提倡国货之际；二曰，“盗”（英美公司之“老刀”牌）也有谣传***等说；三曰，英美烟公司大小同行，大为反对。切勿错过……我业人士眼光之中，观“飞艇”烟，将来一定发达，“派力”（即“派律”）定被“飞艇”所灭。至望速装来申……⑦
沪局开业后，南洋公司派人在上海经多方游说拉拢大同行，在20余家代理商中仅有一家勉强同意。1915年10月以后，由于南洋的产品和南洋这个企业为许多人士认识，销路看好，特别在南洋沪局开业后，与英美公司的竞争日趋激烈。1916年3月13日，王世仁致公司函称：
现“空山”屡为代理胁制，亦没奈何。“空山”因我公司成立，一味放松，以动摇我同行。而我局亦先示和平，俾同行不堕其术。此中操纵，非笔墨所能尽；一言蔽之，因事制宜而已。沪局各数，轕轇颇多……⑧
四、开拓上海周边市场
在进入上海之前，简照南派人到华东、华北作过大量调查，他本人也亲赴北京、天津、南京、汉口、张家口等地实地考察，组织设立分销机构。
南京等地也有与上海类似的情况。简照南曾致函简玉阶，回忆他在苏州、镇江、南京等地调查的情况称：
先数天亲自到苏州、镇江、南京等调查，一切内地人民不知国货为何物，总以“大英”牌（即“红粉包”）、“强盗”牌两宗为无上之烟。加以“空山”广告密布街衢，运动鼓吹，不遗余力。现又运动各烟摊***其货予以补助利益，各人无不为其所动，是本公司烟难行⑨。
英美公司为对付南洋上海分公司的设立，加强在上海市场的***，将已运往外埠的“派力”牌统统转运回沪，使市面上布满这一牌号；同时，将批发价由原来的每箱250元降低为225元，目的是使南洋的产品无法对抗。英美公司企图用这种方式将南洋在上海立足未稳之前扼杀于襁褓之中。不料，南洋将计就计，趁外埠之空虚，抢占市场。正如王世仁给简照南的函所称：“用兵者胜于一地而败于多地，非策之善。”简照南正是采取一种“避实击虚”的战法在上海周边市场站住脚，其成功的例子是关于苏州市场的争夺。1916年4月，南洋公司与苏州商人潘承训签订***合同，***范围是苏州府所属的吴县、昆山、常熟、吴江、太湖等县；其***章程除对保证金、佣金、广告费等一般事项作了规定外，还规定不得售卖别家的烟和保证潘的商号在本地区享受独家代理之权，如在所辖范围内“另有他人将本公司之烟私运入时，除报告公司设法取缔外，该号得自己设法查禁严罚之。”这些做法，包括英美公司在内的同业中的企业都是经常采用的。南洋公司还运动中***货维持会事务所派员携带其产品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宣传，请出苏州总商会出面邀集各界开会，劝导国货，以免利权外溢。南洋机智、灵活的反应，从英美公司争夺市场，将一个个困难转变成一次次胜利。
南洋以“飞艇”同“派力”竞争，注重定价策略，并按英美公司的做法包办“水脚”（即补贴运费），尽可能使中间商有利可图。王世仁于1916年4月致函简照南，称在沪局设立后反而感到压力和责任：
夫我今日所难与“空山”斗者：第一，固由内力不足；次则人才不敷用；而其总因，则有国力之弱……外间不察，以我公司发达为贺，弟尝以为惧。盖身处孤舟之中，而后知风涛之险，岸上之人自然隔膜也。自沪局成立，而惧更甚，盖成败关头在此。
长江一带，为“空山”根据地，我今攻之矣。然攻而不得法，必为所败。如彼“派律”卖七仙，我烟卖七仙，攻不入也。彼有多年成绩，彼贴水脚，彼派西人常川来往，彼包烟酒公卖费，种种方法，我所不及……我恃惟有廉价，使分销厚利。积以岁月，根基既稳，则战无不胜……
分销不得力，原难责备，因其包办水脚、厘税等费，批出所赚有限，自然进行疲玩。如卖“空山”烟可赚八元，我只赚四元、三元，既欲多赚，而市场即滞。如“艇”烟（即“飞艇”牌）沽六仙则好销，六仙半或七仙则必滞。天津、汉口虽能争胜，，然影响所及，不能长恃……⑩
五、建立上海***厂
随着市场重心从华南、南洋群岛一带向北方的转移，简照南决定在上海建立总***厂，同时将南洋公司的总部从香港移到上海，这就意味着要在英美公司的眼皮子底下同这个庞然大物开展殊死搏斗。
南洋产品初入上海时，王世仁料定英美公司必以价格打压，建议公司即使吃亏也要以在市场站稳脚根为根本。1916年5月4日，他料定在上海竞争之激烈，援引《孙子兵法》致函简照南称：
做烟局面时时不同，要在善于应付。弟早知沪局成立，必有一场剧战，现正起点，将来对垒未能预料。兵法云：“毋恃敌不来，恃我有以敌之。”弟尝抱此宗旨，谅兄亦有同情。
商战如兵战，中外烟草商在上海的“拉据战”也是简照南预料中的事。所谓“无恃其不来”，意在打有准备之战，此乃用兵的基本法则。经友人介绍，并得到上海知名粤商劳敬修等人协助，简照南租得粤商陈炳谦位于东百老汇的栈房一处，后于1917年2月以3万两白银购入，作为厂房。
英美烟草公司当然不甘心一个产量仅为自己十分之一的同类在眼皮子底下的存在。为阻止南洋建厂，在南洋已向陈炳谦支付租房押金后，英美公司托人说服陈撕毁合同，表示愿以10万两白银购买。陈炳谦将此话转告简照南，说如果让出，可立即获利七、八万两。简照南断然拒绝了这一点。他于1917年2月22日致函简玉阶称：
第三日，“空山”始到卖主处欲买我厂，惟时已迟。后欲加十万两，着卖主设法退去我之合同；幸该号买办是广东人，名陈炳谦者，力争不能硬退，只可利诱。怪不得有一***对我说，该工厂如允让出，则马上可获利七、八万两。余对以工厂非别可比，莫讲七、八万两之利益，即十余万，现也不能让出……
这里，简照南以“空山”为称呼英美烟草公司的代名词，取唐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之句，是鬼影憧憧也。鬼能祟人，以“空山”比拟这个庞然大物是再恰当不过。
简照南懂得市场的极端重要性，自觉地去认识市场，研究市场，将自己的产品迎着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投入市场的激流之中。很快，南洋临时卷烟厂开工出品，在品质上逐渐适应了北方人在口味和颜色上的要求，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不得不一再增加生产。
由于产品销路扩大，市面供不应求，简照南不得不考虑扩建上海厂，同时扩建的还有香港的***厂。不过，南洋要扩大规模，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资金不足。这时候，除了新建与扩建沪港两厂外，还需要大量流动资金，其中主要是上海厂购进和贮存烟叶所需资金。1916年8月，南洋库存烟叶所占资金超过了100多万元，又每月进货需付20万元-30万元，而每月消耗不过10余万元的烟叶。为此，简英甫致函简玉阶质问道：“何以定办如是之多，岂无预算耶？今看此银期，真令人心惊胆寒。”可见，同许多民族企业一样，成长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是资金困扰。
如何融资？虽然公司业务处于上升时期，且1916年的盈利可望在100万元以上，但靠企业自身的积累非常有限，对外扩股又受到企业制度本身的限制，且与简照南创办一个家族企业的初衷格格不入。简照南之三弟简英甫曾在致简玉阶的函中提醒兄长们，资金问题须“从速谋划”，决不可“临渴掘井”。这年8月，北洋政府烟酒公卖局突然出现在简氏兄弟面前，寻求与这家最大的民族烟草企业合办中国烟草总公司，简照南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表示愿出“九牛二虎之力”促成此事，这可以借官力与英美公司竞争，也可解决面临的资金问题，然合资最终流产（见第四章“官商合办”）。
南洋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求助于金融资本。那时候银行本身市场度不高，尤其是取得大额贷款，要有很高的信用度。南洋在上海仅是崭露头角，虽有劳敬修及陈炳谦的关系，但要取得所需数额贷款仍有相当困难。
这时，有一个人走入了简氏兄弟的视线，他就是东南亚知名的侨商简寅初，广东新会人。此人早年与简英甫一道参加中华革命***，而简英甫是该***新加坡名誉支部长，二人有深交，简称他为宗兄。1916年10月，简英甫致函在港的简玉阶，称简寅初愿为南洋筹谋贷款，说他有一堂弟，名北正，与揸打、汇丰两银行的买办“极有感情”，如能出面，可贷到100万元至200万元。按照简英甫的主意，由兄长先与简北正“亲热”，后由简寅初向其堂弟挑明真意，果然顺利地拿到了银行贷款。作为报答，南洋在后来的企业改组中给了简寅初5万股。
1917年底，在原来栈房的基地上，南洋开始了上海厂的扩建工程，一座五层楼的近代化工厂拔地而起，耸立在东百老汇路上，门牌是97、98号。不久，该厂20余部卷烟机开足马力，增加生产，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其牌号有“双喜”、“马车”、“爱国”、“飞艇”、“三喜”、“飞马”等。这是一座在***英美公司颠覆活动中建造起来的全新的工厂，足以与英美公司的***厂媲美，足以使简氏兄弟引为自豪。9月12日《***日报》载中***货调查会编辑主任宋似我“参观南洋上海厂记”云：
该厂地址位于百老汇路之北端，占地之广，建筑之伟，盖无待言。请言其内区，全厂为7部……有职工三千余人……原料则取料山东、湖北、安徽诸土产，惟有上等烟支内，始少加美国叶，盖美叶大而柔，国叶小而硬，种植装运需亚于人，遂使毅力提倡之，要不得不有楚材之叹；出品机凡七十余架，每机每分钟能成烟卷三百余支……
南洋公司上海***厂
当时上海有烟草工业企业近10家，其中比较像样一点的如德隆烟厂、瑞伦烟公司、利兴烟草公司等，其规模均不及南洋之半。所以，南洋抢滩上海并在这里建造新的卷烟厂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在民族卷烟工业中的地位，足以使南洋兄弟可擎起那面国货卷烟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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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②④⑤⑦⑧⑨⑩1112131617《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页42、43、46、66、44-45、46、50、89、48、52、56、62、62。
③⑥上海档案馆档案U181-1-27。
⑭罗一星《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简照南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86年第36辑。又笔者所知，孙中山题“博爱”二字之条幅有多个版本。
⑮叶少林（遗作）《江门文史资料·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二三事》第九辑，1983年。
⑱⑲《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下称《英美资料》），页610、613-616。
下接南洋｜第三章 抢滩上海（下）
杨才瑞：迎接新挑战 蹚出致富路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期纳镇小坪村，有一个烟农名叫杨才瑞。在当地，提起他，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他是一个失去一只手掌的残疾人，还是一个一直不断折腾，靠农业发家致富的带头人。
15年前，杨才瑞在浙江打工时，因为一场意外，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掌。当时正值壮年的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一瞬间就成了没有一只手掌的残疾人。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家庭的顶梁柱，未来的生活该如何面对，当时的他一脸茫然，无奈之下，只能颓然回家。
杨才瑞正在理墒。
回到老家的杨才瑞，看到年迈的父母，还在守着家徒四壁的老屋，艰难度日。他明白，自己还要用残疾的身体支撑起这个家。于是，村里的人们经常见他四处打零工，去过电站，帮人开过罐车，自己种过石榴。但不管他如何折腾，无奈收入都很微薄，日子过得依然很艰辛。
转机是2015年，由于小坪村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独特的气候，是种植烤烟的优良场所。所以在期纳烟站的精心指导下，村里很多人都开始种植烤烟，有了不错的收入。杨才瑞看到别人尝到了种烤烟的甜头，于是也开始转向了烤烟的种植。
烤烟种植对于杨才瑞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为此，他这个种庄稼的行家手上却犯了愁。
“杨大哥，这个株距要在五十公分左右，烟苗才能有充分的生长空间。”“老杨啊，你这个墒理得不太好，行距不能太宽。”技术人员耐心地指导他，甚至亲自跑到田里帮助他干活。在大家的帮助下，杨才瑞逐渐入了门，掌握了种植烤烟的技巧。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杨才瑞种植烤烟的过程开始也并不顺利，他虽然严格按照烟站教授的方法进行种植，但是第一年的收入却不理想。对此，他很疑惑。他仔细回想自己的种植过程，并没有什么问题。于是怀疑会不会是土壤的原因，一想到这，他就自己掏钱，取了土样后交给专业的公司进行化验分析，结果显示这块土地缺少磷元素。
为了确认产量低的原因是不是缺少磷元素，他想到自己的土豆田里具有丰富的磷元素，于是将烤烟在土豆田里试种。如他所料，烤烟产量大幅提升，每亩收入增加了上千元。在小坪村，通过测试土样施肥种庄稼，杨才瑞是第一人。“在可行的条件下寻找科学的方法，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杨才瑞总结说。
随着种植技术的不断精进，杨才瑞的烟田规模从一开始的两三亩发展到了二十余亩，收入增加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是劳动力不够，二是水源不足。面对这些困难，身残志坚的杨才瑞积极求变，寻找解决的方法。
人手不足，那就转变方式，提高效率。为此，他购入旋耕机、覆膜机等多种农用机械设备，通过机械化的生产提高效率，降低了对劳力的需求。
“老杨啊，现在看你干活一点都不累嘛，用机器几下就把地整完了，这才四点钟你就休息了。”旁边干活的村民打趣道。
通过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的补贴，加上村民出工的方式，在小坪村修建了多个水窖水池。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缺水的问题。“以前都是到处拉水栽烟，现在直接从水窖中抽水，方便多了。”杨才瑞感慨道。
“多亏了烟草公司的帮助，才让我从一个新手变成了种烟的能手，走上了致富路，现在听说烟草公司要在小坪村打造示范区，我第一个支持！”
如今，永胜县烟草***局(分公司)在小坪村积极推进大田标准化示范计划，严格按标准进行示范区烟田的建设，提高烤烟的产量和质量，帮助烟农增收。
杨才瑞也积极加入到示范区的建设中，如今的杨才瑞，没有了残疾人的自卑，信心越来越足，收益越来越好，日子也越过越甜。
美国禁酒令失败对控烟的启示
美国禁酒令是1919年1月16日批准的美国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和1919年10月28日通过的沃尔斯特德法案（Volstead Act）的通俗叫法。禁酒令规定自1920年1月17日起，美国禁止酿造、运输和贩卖含酒精的饮料，违反者将被处以高额罚金甚至监禁，该法令于1933年被正式废除，这一时期（1920~1933年）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禁酒时期（Prohibition Era）。本文回顾了美国禁酒令从颁布到废止的曲折历史，并以此为鉴，提出对控烟工作的几点启示。
美国禁酒运动的发展历程
禁酒运动早期：零星禁酒组织的产生。
美国殖民地时期，酒被认为是上帝赐予人们的礼物。酒的用途十分广泛且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而且当时娱乐活动极其贫乏，饮酒对人们来说是一种难得的放松方式。另外，酿酒业在殖民地经济中起重要作用，由于交通不畅，美国西部生产的谷物不便运输，于是农民将谷物酿成威士忌出售，体积小、利润高，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来源。
美国***革命至南北战争时期是禁酒运动的开始和形成阶段，酒对人体健康和社会秩序的危害性开始受到关注，禁酒组织相继成立。早期的禁酒运动主要通过宗教运动的形式展开。到了19世纪30年代，非教会人士也开始积极参与禁酒运动。但当时的禁酒组织规模小，几乎没有社会影响力。
禁酒运动快速发展：社会禁酒意识的觉醒。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工业化速度加快，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酿酒业发展迅速，随后的20年间酿酒业的投资增长了7倍。与此同时，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住房、工作压力、犯罪等城市问题逐渐显现，去酒馆饮酒成为当时主流的娱乐方式。供需的双重***大大带动了酒馆经济，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滋生。酒馆里寻衅滋事的现象十分猖獗，酒后家庭***和虐待儿童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政府缺乏有效的监督，正常社会秩序受到严重***。
1920年1月17日凌晨0时，美国宪法第18号修正案——禁酒法案正式生效。美国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禁酒时期（The Prohibition），“那个夜晚是美国人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前夜”。
同时，人们对饮酒与健康的关系有了更加科学的认识。科学家通过实验证明了酒精会抑制大脑和神经中枢的活动，还会造成器官性病变。科学知识的普及改变了公众对酒的态度，禁酒知识被写进***学校的课本，这将饮酒的伤害上升至科学范畴，对之后禁酒令的颁布产生了深远影响。
社会问题是禁酒运动的催化剂，科学研究成果为禁酒改革者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此背景下，禁酒运动深入到社会各个方面。首先是工业界，保证生产安全和提高工作效率是推动工业界禁酒的主要原因，企业家越来越关注禁酒问题，拒绝聘用酗酒者，禁止员工在岗时饮用致醉饮品。劳工阶层同样支持禁酒，进步运动时期的“美国梦”是底层劳动者的重要精神支柱，远离酒精、保持冷静是他们跨越阶层的基本要求。另外，19世纪末美国兴起工会运动，工会组织为了在与资方的谈判中取得胜利，拒绝接纳酗酒会员。部分商界人士也支持禁酒，认为禁酒提高了城市和居民的储蓄额，能够更好地***零售业的发展。
禁酒运动达到巅峰：禁酒令的颁布。
19世纪晚期，禁酒组织逐渐开始呈现出全国性、影响大、职业化的特点，它们是禁酒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成功地将禁酒从社会问题上升为政治议题，并利用其成熟的政治手段影响政府决策，其中最著名的禁酒组织有***教妇女联合会（WCTU）和美国反酒馆联盟（ASL）。
WCTU看似是一个传统宗教禁酒组织，但不同的是，它将禁酒运动与争取妇女投票权、性别改革、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等政治理念有机结合，动员了不同阶层、不同种族的妇女加入禁酒运动，声势浩大的妇女禁酒运动引起社会的轰动。它首次将禁酒运动与政***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向州政府请愿、游说议员，要求州议会通过其提出的“科学禁酒教育”的立法建议和其他严厉的禁酒立法，迫使政***和政府正视酒精问题，禁酒运动从此上升为全国的政治事件。
ASL创建的时间更晚，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借助公众***，影响公共政策及现代利益集团的范例，也是当时美国最强大的院外政治游说集团。它将科学化组织和职业运营模式融入禁酒运动中，雇用职业经理人操控社会媒介进行宣传，引导民众情绪，对时任官员施加压力或承诺予以选民支持。ASL是禁酒运动后期最重要的力量，它利用自身广泛的群众基础、精英化的战略决策团队和雄厚的资金支持，将影响力渗透至美国最高政治决策机制。美国的政治家们放弃了原本远离禁酒这一敏感议题的做法，将其纳入议事日程，许多州通过了禁酒立法。但全国范围的禁酒才是ASL的最终目标，为此，训练有素的禁酒宣传团队在地方政府、州政府和国会三个层面发挥作用，引导投票者，对竞选官员施加压力，1916年国会选举后两院支持禁酒的议员人数占绝对优势。
ASL的努力和策略为禁酒令的***铺平了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是一个重要契机。进步主义思潮使战争中的美国人接受了为集体利益约束个人自由的思想，加强了****的权力，同时史无前例的爱国热情席卷美国，加深了普通民众对德裔居多的酒业利益集团的仇视。酿酒商和酒馆从过去概念上的敌人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公敌，全国禁酒势不可挡。1917年12月，国会通过了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它规定禁止在美国生产、销售、运输和出口酒类饮料。1919年1月修正案为四分之三以上的州议会批准，并于1920年1月17日生效。为了实施修正案，1919年10月，国家禁酒法案（也称沃尔斯特德法案）通过，它是依据新宪法制定的具体执行禁酒的法律，与新宪法同时生效。禁酒运动达到了历史巅峰。
美国禁酒令废除的背景、过程和原因
国民越禁越喝、黑帮肆无忌惮、政府负担加重：禁酒令成绩单惨不忍睹。
禁酒令通过后，禁酒主义者一片欢腾，希望借此铲除饮酒给美国社会带来的诸多问题，促进经济繁荣，提高工作效率，维护社会稳定。但是事与愿违，在禁酒令持续的近14年间，禁酒效果与预期相距甚远。首先，酒精的生产和消费量不减反增。禁酒令刚开始执行的前几年，美国的酒类消费明显减少，然而禁酒令无法禁止国民的真实饮酒需求，利用蒸馏工具私自酿酒的情况十分普遍，甚至有人假装生病从医院获取高浓度医用酒精。据统计，禁酒期间虽然人均啤酒的消费量下降了四分之三，但酒精的总体销量却成倍增长，由于私酒的****粗糙，当时因酒精中毒死亡或失明的事件时有发生。有数据显示，1929年死于酒精中毒的人数是10年前的30多倍。同时，违禁***层出不穷，1924年前后每年有约400多万加仑的各种酒类非法流入美国市场，非法酒类销售网点超过20万个，地下酒馆更是数不胜数。
《了不起的的盖茨比》里，盖茨比探访了一家内有乾坤的理发店，深入其中，竟是一家华丽的酒吧。这就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禁酒令时期的“秘密酒吧”。
其次，禁酒滋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助长了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发展。面对贩卖私酒的丰厚利润，美国的黑帮组织纷纷开办非法酒厂，组织生产、运输和销售，***各种酒类，向地下酒馆提供私酒买卖保护，还经营***、酒店、赌场和毒品馆，每个城市都有一两个较大的犯罪团伙组织，控制着整个城市的私酒交易。黑帮组织往往贿赂官员、买通警察，与政界建立联系，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禁酒期间，美国犯罪率直线上升，全国大城市凶杀率增长了50%，娱乐场所的热闹气氛被恐怖和***所替代，人身袭击、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发生率也快速增长，成为困扰大多数州政府的首要社会问题。这些黑帮后来演变成了现在跨国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成为历史遗留问题。
最后，政府负担大大加重。一方面，禁酒执法增加了政府的开支。禁酒执法工作主要包括监督工业酒精的生产、监督药剂师和医生的操作规程、摧捣酒精的非法酿制、关闭地下酒馆、防范酒类***等，事务繁多，需要经费和人员保障，为此****专门成立了禁酒局。1920年至1930年，****在这一方面的花费增加了至少10倍，很大部分用在禁酒执法上。禁酒局的年度预算从440万美元提高到了1340万美元，***雇员增加了45%，海岸巡逻队的人数增长了188%。与此同时，禁酒大大减少了****的税收收入。1913年之前，****30%~40%的收入来自对酒类的征税。据估计，禁酒时期，****在税收上损失约110亿美元（以购买力平价换算成今天的价值，约为1600亿美元）。
宪法第二十一条修正案的颁布：禁酒令正式废除。
20世纪20年代后期，禁酒令带来的社会问题愈加明显，政治家的不满、民众的愤怒、反禁酒组织的活跃使得废除禁酒令的呼声越来越高。1928年的总统大选是禁酒运动的重要转折点，虽然反禁酒的******人史密斯在总统大选中选票负于支持禁酒的******人胡佛，但史密斯第一次将废除禁酒令提上了政治日程，将过去杂乱无章的反禁酒组织团结到了一起，并使之从一个涣散的民间组织变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政治势力，让废禁浪潮由纽约波及整个美国。从此******与废禁联系在一起，在之后的选举中，******赢得了广大渴望废除禁酒令的社会人士的支持。
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胡佛政府面对危机束手无策，美国民众的困惑和绝望对政治家们发动废禁产生了巨大推动力。1932年，******人罗斯福接过史密斯的废禁大旗，顺应***，赢得了大选。上任后，罗斯福迅速着手对沃尔斯特德法案进行修改，使啤酒和葡萄酒合法化，同时他启动了第二十一条宪法修正案，旨在取缔第十八条修正案。1933年12月5日，超过四分之三的州通过了第二十一条修正案，新宪***式生效。这意味着禁酒令正式被取缔，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禁酒风波戛然而止。
不可否认，美国禁酒运动具有良好动机和一定的进步性，它的出发点是铲除社会中的罪恶，消灭酗酒、政治***以及家庭***。同一时期的***、加拿大、挪威、芬兰等国也先后推出了禁酒令，它符合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体现了各国人民追求美好健康生活的共同心愿。然而，试图通过一纸条文来规范个人的生活习惯和社会传统、以达到造福整个社会的想法，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些国家的禁酒运动不约而同走向失败。
内外因共同作用：禁酒令失败的原因分析。
禁酒令本身存在诸多隐患。第一，禁酒令违背了事物的发展规律和社会真实需求。它忽视了美国民众几百年来的消费传统，试图一蹴而就实现禁酒，导致市场供需失衡，催生了黑市交易、权力寻租等影响正常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同时，它旨在通过立法的手段强制改变国民的生活习惯和个人嗜好，严重干涉个人自由，引发民众的不满。第二，过于苛刻的酒精标准引发了社会的普遍***。法案规定致醉酒类饮料的定义为含酒精量高于0.5%的一切饮料，禁酒前美国啤酒的酒精含量为5%，即使在一战时期，啤酒的酒精含量也达到了2.75%。这一过低的标准等于禁止所有酒类，而禁酒运动的初始阶段，人们的目标是禁止致醉酒类和烈性酒，不包括美国人日常饮用的淡啤酒，过于苛刻的酒精标准反而破坏了它所依靠的社会基础。第三，禁酒令采取了双重标准，具有歧视性。禁酒令对城市居民的饮酒行为十分严苛，但对农村居民十分宽松，其中有一条款饱受争议，即允许家庭生产以家用为目的、非致醉的苹果酒（农村地区常见的酒类）和果汁。这意味着农村居民可以十分轻易地获得酒精饮料，除了自家酿酒外，葡萄酒商也可以将葡萄和果冻合法地卖给有生产条件的家庭（多位于农村地区）制作葡萄酒，因此农村地区人们饮酒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引起了城市居民和新移民的不满，认为该法案只针对城市中下阶层，而非全美人民，与“天赋***”“人人平等”的美国宪法精神不相符合，激化了矛盾，引发了民众对立。
禁酒执法工作举步维艰。根据宪法修正案规定，美国联邦和地方都对禁酒拥有执法权，其中联邦的执法具有主导作用。但美国****对禁酒前景盲目乐观。禁酒令生效后，****的注意力转向了其他事务，每年拨付给禁酒局的资金难以支撑起近3000名执法人员的正常工作，执法人员数量常年不足，受贿***的现象司空见惯。禁酒局任人唯亲的现象也非常严重，超过四分之三的执法人员与政客和禁酒组织有着特殊关系。这导致当时禁酒执法人员的素质低下，不仅不能有效执法，甚至犯法，严重影响了禁酒队伍的形象。另外，禁酒工作需要联邦多个部门相互配合，如海岸警卫队、***等，但部门之间因利益之争相互掣肘，禁酒局的工作很少能够得到其他机构的支持。受制于经费和人员不足、社会阻力大、缺乏其他部门的配合，联邦的执法力不从心。
州政府的禁酒执法更加敷衍搪塞。1923年各州投入禁酒执法资金加在一起不到55万美元，后期有28个州甚至拒绝拨付资金，各州政府在禁酒上的投入不到公园维护费的四分之一。缺少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执法较严的州违反禁酒令的案件堆积如山，法庭不得不专门设置“讨价还价日”，只要被告愿意放弃陪审团审理，承认自己违法并交纳一定的罚金，就可以免除牢狱之灾，而一些传统反禁酒州甚至公开拒绝禁酒。可以说，州禁酒执法工作形同走过场。
槽糕的禁酒执法降低了人们对政府和法律的信任度，普通民众公然藐视法律、违反禁令、公开喝酒，“特权”人群不认真遵守法律，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整个社会对禁酒令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
一战后美国的政治环境、经济社会和文化思想发生变化。民众开始对进步主义时期政府干预社会生活的政策和做法产生质疑，社会各界呼吁恢复“常态”社会，同时执法人员在禁酒实践过程中频频侵犯个人人身自由，与美国社会的根本价值观不符，废除禁酒令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现代都市文化的盛行给禁酒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繁荣，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以消费和娱乐为特征的新城市文化悄然兴起，消费主义取代了勤俭克制的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酒类、电影、旅游、化妆品等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主流，地下酒馆生意兴隆。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女性就业，工作机会的增加提高了她们的经济地位和***性，女权意识逐渐觉醒，新女性将喝酒视为***的重要标志，禁酒运动曾经的忠实阵营开始瓦解。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让废除禁酒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传统禁酒组织日渐式微，反禁酒组织大量涌现。
禁酒令失败对控烟工作的启示
烟草和酒类产品具有相似的行业和消费特征，它们都是嗜好性快速消费品，有庞大的消费人群、市场需求和长期消费传统，是重要的税收来源。美国禁酒令的曲折经历对控烟工作有一定启示。
对吸烟宜采取控制和引导措施，而意在禁止的非理性过激措施并不适用。政策和法令要达到既定目标，必须尊重人类社会发展和个体行为的规律。吸烟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烟草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拥有广泛的社会消费需求。目前，全球仍约有11亿成年吸烟者，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烟草市场需求依然很大。如果不顾社会的真实需求，对吸烟采取意在禁止的非理性过激措施，不但不能达到政策目的，反而可能使社会蒙受损失。改变和消除吸烟行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推进烟草控制工作要有足够的耐心，逐步采取控制和引导措施，这既是顺从社会的发展规律，也是尊重真实人性的具体表现。
制定相关控烟法律和政策要避免矫枉过正。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应该立足一国的基本国情，超出社会发展阶段的法律和政策往往事与愿违。禁酒令本着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最终却滋生了***犯罪和政治***，希望减少酒精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最终却让人们消费了更多劣质酒精，这些都是倡导禁酒者始料未及的。控烟行动同样需要理性，烟草产业在许多国家的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过激控烟可能会加重政府财政负担，大大加剧***、制售假烟等非法贸易行为，激化社会矛盾，引起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对立，对国家和社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要正确处理立法与执法的关系。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美国禁酒令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立法目标与执法能力的脱节。禁酒令失败后，美国政府把对酒类的普遍管制改为就某一具体问题立法，比如设置合法饮酒的年龄，严惩酒后开车等。这些法律执行所需要的能力与实际执行能力基本一致，最终获得了长期的坚持并收到了显著效果。烟草控制涉及法律、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公共政策、卫生健康等多个领域，专业化要求高，所需要的社会资源庞大，***烟草控制政策法令需要结合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全面深入调研，科学评估实施成本、实施手段和实施效果，避免不当立法、跟风立法和有禁不止、有令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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