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第三章 抢滩上海（中）-南洋｜第五章 战还是和（上）

南洋｜第三章 抢滩上海（中）

上接南洋｜第三章 抢滩上海（上）

三、沪局的设立

南洋公司将产品从香港大量运往上海销售大约是在1914年底或1915年初，但销量不多。据卢晓臣1915年（农历）1月23日写回的报告，上海170家小同行受大同行之压力，除售英美公司之货外，不敢代售他人之货，称：“连日奔走，自南京路以徂里外虹口，竟是不但无人肯定货，即欲将货交托其代卖，卖出而后交银，亦竟有多数拒而不钠。”幸好有4家愿意代为销售。可见，南洋产品最初进入上海时的困难情形。1915年南洋公司参加国货展览会前后，产品逐渐为代理商和消费者认识，公司方面感到供应应接不暇，香烟自香港向内地长途转运成为市场开拓的一大窒碍，以致中国国货维持会、承销商等建议南洋在上海设厂，并先设立分公司。国货维持会戴金章致函王世仁称：

贵公司热度程度极高，至鄙人处来报告，承销者不少，如作缓图，恐一受冷血，则挽回不易，鄙意以设（为），不如先请在沪设立分公司，筹销各种香烟，需货由总厂运沪，一面购地设厂，双方并进，已副社会之雅望。且设立分公司经营，可省先将各家承办分销章程订定寄下，以使代为接洽，须与英美烟公司章程相同，则不患无分销处矣③。

南洋上海业务的开拓得力于这位名叫王世仁的幕僚。王世仁，号秋湄，广东人，一位金石家，略通经营（有资料说曾就职于《广东七十二行商报》报社任编辑兼翻译），后一直追随简氏兄弟。南洋公司上海分公司（沪局）于1916年4月10日正式开幕营业，那时由画家周柏生负责广告业务。这一天，王世仁致函公司称：

沪局原早开幕，嗣因电灯阻滞，今决日间开幕。而沪人望眼欲穿，姗姗而出，容光更照人也。沪市“飞艇”销滞，实缘“空山”（即英美公司）全力对待；惟我亦有以御之之法。拟开幕数星期，补烟与同行，作为赠彩，则必获畅销④。

南洋沪局的设立，对英美公司来说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他们对此事给予高度重视。王世仁于开业不久即致函简氏兄弟称：

我局自在沪成立，“空山”愤恨已极，日谋对待。不幸艇烟（“飞艇”）起价参差，致彼乘虚而入……复在南京等大埠，煽动小贩，买贵卖贱，暗中津贴，致分销我烟者无不存观望之心；亦由我分销多不得力，故得为其动摇。现“空山”又在北方捣乱矣。揆其情形，务使我烟沦落而后快⑤。

毫无疑问，进军上海是一种诱惑，同时也是一种挑战。南洋要求得自身的发展，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向上海挺进，这或许是那些在内忧外患交相煎逼、社会环境极端恶劣情况下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企业与风浪搏斗中的一种必然选择。然而，在上海开拓市场，会引起英美公司的强烈***。有商人范松洲致函简照南称：

贵公司“飞船”（即“飞艇”）唛试烟（销）以来，承蒙各界爱国君子同声赞美，故而销畅日增月盛……英美烟公司大受影响，其营业有日落千丈之势。可恨者其设法种种，破坏诡计甚多。现下招入十人下流之徒，手捧“飞船”，沿马路大叫，某某货，贱价出售……⑥

不久，发生****运动，日资企业的货品销路受到影响，上海市场上对南洋的国货产品表现出强劲的需求势态，有虹口地区广生隆号由轮船自香港带来“飞艇”、“三喜”和“飞马”等牌号出售，售价甚高；另有一家也自香港带来南洋的香烟，竟在大门口大书“总发行”字样。更有德隆昌号于1915年7月9日致函南洋公司，要求作代理，弦外之音虽不乏恭维之意，但言辞也算诚恳：

今为提倡国货起见，近见贵公司所出品“飞艇”牌、“喜鹊”牌、“三喜”牌等烟，此数种申江社会颇为欢迎。小店眉（眼）下托船友向香港、广东等埠寄来，因货到埠甚少，不济门售，而且其价受亏亦为不少。闻得贵公司目今价外推广，仰共提倡，可至申江创办公司或着代表来申，以能便利；倘来申，先寄数十箱，以济申地推广。现今申江全埠人士皆有爱国思想，自外埠寄来之货，略有十余家发行。“飞艇”以名振申江，全埠每日计算，可售二箱。因货不多，不能用全力发行，况而尚未正式来货。若来申创办，敝（鄙）人愿劳犬马之力，可能挽请同行同志协力提倡；况而目今有三鼎大之机会：一曰，提倡国货之际；二曰，“盗”（英美公司之“老刀”牌）也有谣传***等说；三曰，英美烟公司大小同行，大为反对。切勿错过……我业人士眼光之中，观“飞艇”烟，将来一定发达，“派力”（即“派律”）定被“飞艇”所灭。至望速装来申……⑦

沪局开业后，南洋公司派人在上海经多方游说拉拢大同行，在20余家代理商中仅有一家勉强同意。1915年10月以后，由于南洋的产品和南洋这个企业为许多人士认识，销路看好，特别在南洋沪局开业后，与英美公司的竞争日趋激烈。1916年3月13日，王世仁致公司函称：

现“空山”屡为代理胁制，亦没奈何。“空山”因我公司成立，一味放松，以动摇我同行。而我局亦先示和平，俾同行不堕其术。此中操纵，非笔墨所能尽；一言蔽之，因事制宜而已。沪局各数，轕轇颇多……⑧

四、开拓上海周边市场

在进入上海之前，简照南派人到华东、华北作过大量调查，他本人也亲赴北京、天津、南京、汉口、张家口等地实地考察，组织设立分销机构。

南京等地也有与上海类似的情况。简照南曾致函简玉阶，回忆他在苏州、镇江、南京等地调查的情况称：

先数天亲自到苏州、镇江、南京等调查，一切内地人民不知国货为何物，总以“大英”牌（即“红粉包”）、“强盗”牌两宗为无上之烟。加以“空山”广告密布街衢，运动鼓吹，不遗余力。现又运动各烟摊***其货予以补助利益，各人无不为其所动，是本公司烟难行⑨。

英美公司为对付南洋上海分公司的设立，加强在上海市场的***，将已运往外埠的“派力”牌统统转运回沪，使市面上布满这一牌号；同时，将批发价由原来的每箱250元降低为225元，目的是使南洋的产品无法对抗。英美公司企图用这种方式将南洋在上海立足未稳之前扼杀于襁褓之中。不料，南洋将计就计，趁外埠之空虚，抢占市场。正如王世仁给简照南的函所称：“用兵者胜于一地而败于多地，非策之善。”简照南正是采取一种“避实击虚”的战法在上海周边市场站住脚，其成功的例子是关于苏州市场的争夺。1916年4月，南洋公司与苏州商人潘承训签订***合同，***范围是苏州府所属的吴县、昆山、常熟、吴江、太湖等县；其***章程除对保证金、佣金、广告费等一般事项作了规定外，还规定不得售卖别家的烟和保证潘的商号在本地区享受独家代理之权，如在所辖范围内“另有他人将本公司之烟私运入时，除报告公司设法取缔外，该号得自己设法查禁严罚之。”这些做法，包括英美公司在内的同业中的企业都是经常采用的。南洋公司还运动中***货维持会事务所派员携带其产品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宣传，请出苏州总商会出面邀集各界开会，劝导国货，以免利权外溢。南洋机智、灵活的反应，从英美公司争夺市场，将一个个困难转变成一次次胜利。

南洋以“飞艇”同“派力”竞争，注重定价策略，并按英美公司的做法包办“水脚”（即补贴运费），尽可能使中间商有利可图。王世仁于1916年4月致函简照南，称在沪局设立后反而感到压力和责任：

夫我今日所难与“空山”斗者：第一，固由内力不足；次则人才不敷用；而其总因，则有国力之弱……外间不察，以我公司发达为贺，弟尝以为惧。盖身处孤舟之中，而后知风涛之险，岸上之人自然隔膜也。自沪局成立，而惧更甚，盖成败关头在此。

长江一带，为“空山”根据地，我今攻之矣。然攻而不得法，必为所败。如彼“派律”卖七仙，我烟卖七仙，攻不入也。彼有多年成绩，彼贴水脚，彼派西人常川来往，彼包烟酒公卖费，种种方法，我所不及……我恃惟有廉价，使分销厚利。积以岁月，根基既稳，则战无不胜……

分销不得力，原难责备，因其包办水脚、厘税等费，批出所赚有限，自然进行疲玩。如卖“空山”烟可赚八元，我只赚四元、三元，既欲多赚，而市场即滞。如“艇”烟（即“飞艇”牌）沽六仙则好销，六仙半或七仙则必滞。天津、汉口虽能争胜，，然影响所及，不能长恃……⑩

五、建立上海***厂

随着市场重心从华南、南洋群岛一带向北方的转移，简照南决定在上海建立总***厂，同时将南洋公司的总部从香港移到上海，这就意味着要在英美公司的眼皮子底下同这个庞然大物开展殊死搏斗。

南洋产品初入上海时，王世仁料定英美公司必以价格打压，建议公司即使吃亏也要以在市场站稳脚根为根本。1916年5月4日，他料定在上海竞争之激烈，援引《孙子兵法》致函简照南称：

做烟局面时时不同，要在善于应付。弟早知沪局成立，必有一场剧战，现正起点，将来对垒未能预料。兵法云：“毋恃敌不来，恃我有以敌之。”弟尝抱此宗旨，谅兄亦有同情。

商战如兵战，中外烟草商在上海的“拉据战”也是简照南预料中的事。所谓“无恃其不来”，意在打有准备之战，此乃用兵的基本法则。经友人介绍，并得到上海知名粤商劳敬修等人协助，简照南租得粤商陈炳谦位于东百老汇的栈房一处，后于1917年2月以3万两白银购入，作为厂房。

英美烟草公司当然不甘心一个产量仅为自己十分之一的同类在眼皮子底下的存在。为阻止南洋建厂，在南洋已向陈炳谦支付租房押金后，英美公司托人说服陈撕毁合同，表示愿以10万两白银购买。陈炳谦将此话转告简照南，说如果让出，可立即获利七、八万两。简照南断然拒绝了这一点。他于1917年2月22日致函简玉阶称：

第三日，“空山”始到卖主处欲买我厂，惟时已迟。后欲加十万两，着卖主设法退去我之合同；幸该号买办是广东人，名陈炳谦者，力争不能硬退，只可利诱。怪不得有一***对我说，该工厂如允让出，则马上可获利七、八万两。余对以工厂非别可比，莫讲七、八万两之利益，即十余万，现也不能让出……

这里，简照南以“空山”为称呼英美烟草公司的代名词，取唐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之句，是鬼影憧憧也。鬼能祟人，以“空山”比拟这个庞然大物是再恰当不过。

简照南懂得市场的极端重要性，自觉地去认识市场，研究市场，将自己的产品迎着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投入市场的激流之中。很快，南洋临时卷烟厂开工出品，在品质上逐渐适应了北方人在口味和颜色上的要求，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不得不一再增加生产。

由于产品销路扩大，市面供不应求，简照南不得不考虑扩建上海厂，同时扩建的还有香港的***厂。不过，南洋要扩大规模，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资金不足。这时候，除了新建与扩建沪港两厂外，还需要大量流动资金，其中主要是上海厂购进和贮存烟叶所需资金。1916年8月，南洋库存烟叶所占资金超过了100多万元，又每月进货需付20万元-30万元，而每月消耗不过10余万元的烟叶。为此，简英甫致函简玉阶质问道：“何以定办如是之多，岂无预算耶？今看此银期，真令人心惊胆寒。”可见，同许多民族企业一样，成长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是资金困扰。

如何融资？虽然公司业务处于上升时期，且1916年的盈利可望在100万元以上，但靠企业自身的积累非常有限，对外扩股又受到企业制度本身的限制，且与简照南创办一个家族企业的初衷格格不入。简照南之三弟简英甫曾在致简玉阶的函中提醒兄长们，资金问题须“从速谋划”，决不可“临渴掘井”。这年8月，北洋政府烟酒公卖局突然出现在简氏兄弟面前，寻求与这家最大的民族烟草企业合办中国烟草总公司，简照南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表示愿出“九牛二虎之力”促成此事，这可以借官力与英美公司竞争，也可解决面临的资金问题，然合资最终流产（见第四章“官商合办”）。

南洋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求助于金融资本。那时候银行本身市场度不高，尤其是取得大额贷款，要有很高的信用度。南洋在上海仅是崭露头角，虽有劳敬修及陈炳谦的关系，但要取得所需数额贷款仍有相当困难。

这时，有一个人走入了简氏兄弟的视线，他就是东南亚知名的侨商简寅初，广东新会人。此人早年与简英甫一道参加中华革命***，而简英甫是该***新加坡名誉支部长，二人有深交，简称他为宗兄。1916年10月，简英甫致函在港的简玉阶，称简寅初愿为南洋筹谋贷款，说他有一堂弟，名北正，与揸打、汇丰两银行的买办“极有感情”，如能出面，可贷到100万元至200万元。按照简英甫的主意，由兄长先与简北正“亲热”，后由简寅初向其堂弟挑明真意，果然顺利地拿到了银行贷款。作为报答，南洋在后来的企业改组中给了简寅初5万股。

1917年底，在原来栈房的基地上，南洋开始了上海厂的扩建工程，一座五层楼的近代化工厂拔地而起，耸立在东百老汇路上，门牌是97、98号。不久，该厂20余部卷烟机开足马力，增加生产，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其牌号有“双喜”、“马车”、“爱国”、“飞艇”、“三喜”、“飞马”等。这是一座在***英美公司颠覆活动中建造起来的全新的工厂，足以与英美公司的***厂媲美，足以使简氏兄弟引为自豪。9月12日《***日报》载中***货调查会编辑主任宋似我“参观南洋上海厂记”云：

该厂地址位于百老汇路之北端，占地之广，建筑之伟，盖无待言。请言其内区，全厂为7部……有职工三千余人……原料则取料山东、湖北、安徽诸土产，惟有上等烟支内，始少加美国叶，盖美叶大而柔，国叶小而硬，种植装运需亚于人，遂使毅力提倡之，要不得不有楚材之叹；出品机凡七十余架，每机每分钟能成烟卷三百余支……

南洋公司上海***厂

当时上海有烟草工业企业近10家，其中比较像样一点的如德隆烟厂、瑞伦烟公司、利兴烟草公司等，其规模均不及南洋之半。所以，南洋抢滩上海并在这里建造新的卷烟厂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在民族卷烟工业中的地位，足以使南洋兄弟可擎起那面国货卷烟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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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②④⑤⑦⑧⑨⑩1112131617《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页42、43、46、66、44-45、46、50、89、48、52、56、62、62。

③⑥上海档案馆档案U181-1-27。

⑭罗一星《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简照南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86年第36辑。又笔者所知，孙中山题“博爱”二字之条幅有多个版本。

⑮叶少林（遗作）《江门文史资料·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二三事》第九辑，1983年。

⑱⑲《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下称《英美资料》），页610、613-616。

下接南洋｜第三章 抢滩上海（下）

简氏兄弟的“实业救国路”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部旧址(东大名路817号)

简氏兄弟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楼旧影

简氏艰苦创业之初

广东商人简照南少时随其叔父简铭石在海外经商，20世纪初，简照南与其弟简玉阶在香港经营怡兴泰商号，经常在日本、泰国及香港之间贩运土洋杂质。见日本出品的“云龙”牌和香港生产的“朱广芝”牌卷烟销路颇佳，有感于“烟草一项国人吸者日众，不塞漏卮，涓涓成河”，便产生兴办烟厂之意。筹集办厂资金10万港元，于1905年在香港设立广东南洋烟草公司，是为中国早期创办的一家规模较大的私营卷烟企业。生产“白鹤”牌、“飞马”牌、“双喜”牌卷烟。后因缺乏技术、经验不足，遭受英美烟公司诬陷打击，致使外债重重，1908年宣告歇业拍卖。翌年2月，简氏兄弟在叔父简铭石支持下，在港新组“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资本13万元开始营业，兄弟俩出任总司理、副司理。因吸取前期经验，卷烟生产制作工序不断改良，产品逐渐畅销，经营有了起色。1915年该公司在香港设总局，在广东、天津设分局。1916年又在上海、汉口设分局，在新加坡设发行所等销售机构。是年，该公司股东发起人有鉴于营业增进，决议扩股改组，增集资金共达100万元。7月29日，报请北洋政府农商部立案。12月31日，农商部批准发给执照。批复中称“该商独力创设此项公司，藉谋补救，毅力宏愿，深堪嘉许，所制各品，均尚精美”云云。扩股改组后，设在香港鹅颈头桥的***厂面积由5500平方米扩充至1.1万平方余米。

1915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香港出品的卷烟受到沪上吸烟者欢迎，当时上海只有虹口广生隆商号独家用船只从南方运来“飞艇”“三喜”“飞马”等牌号卷烟，上海不少纸烟店纷纷要求担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代理商。上海的有关方面极盼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沪开设卷烟厂，简氏兄弟亦认为在沪设厂远比从南方将卷烟运往各地方便，于是兄弟俩相继来沪筹划办厂事宜。不久，经友人陈蒲轩介绍，结识上海知名广商劳敬修，在劳的协助下租得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一所栈房，改为厂房，开设上海***厂。后建造公司总部综合大楼，建筑高五层，占地面积960平方米，建筑面积3874平方米，钢筋混凝土无梁楼盖结构，坐北朝南，临黄浦江东西向建造，海上运输十分便捷。建筑南立面沿街建造，纵分三段，水平线条划分，规整对称。第五层檐下立面为券式窗装修，其余为平拱窗楣。顶层两端近女儿墙一侧，设对称塔楼作立面构图中心，具有东南亚寺庙式建筑风格，这就是简氏在沪创办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总部旧址(今高阳公寓，列入第2批优秀历史建筑)。

誓与外商竞争到底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自创办之日起，始终受到实力雄厚的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排挤和打击。英美烟草公司曾不断以削价竞销、增出新品种、附加赠品、破坏商业信誉、控制代理商号等方式多次企图吞并南洋公司。另一面派人与之谈判，表示愿意出高价盘买，企图一举挤垮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部拒绝了英美烟的威逼利诱，并针对上海市场特点，采取三项措施：一是独辟蹊径在茶馆、浴室打开销售渠道；二是提高回佣，大量推销；三是以质取胜，优质优价销售，以迎合大多数上层消费者高价必优，低价必劣的消费心态。这些努力取得了效果，1916年8月，仅仅“飞艇”牌卷烟一个品种就售出100箱，使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得以顶住英美烟公司的强大攻势，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成功，使英美烟更为急迫地企图吞并“南洋”。1917年2月，第二次提出以高价购买南洋公司60%股权，保留公司组织及简氏兄弟总办、协理地位，条件是25年内不准在中国、香港及南洋地区经营。简氏兄弟立即严词驳回：“南洋公司营业之增进、多借国货二字为号召，故得社会人心之助力，致有今日……若一旦屈降外人，纵不为社会唾骂，亦令提倡国货者灰心，而我南洋公司营业必从此失败矣。”1918年，英美烟第三次与南洋公司谈判，企图吞并，又一次遭到拒绝。同时期内，北洋政府也两次要挟，力图迫使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同意官商合办，同样遭到简氏兄弟拒绝。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生产场景

宁合国人，不招洋股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始人简照南、简玉阶，是我国著名的工商业者。简氏兄弟向往国家富强，憧憬实业救国，把个人的主要财产，投入发展民族卷烟工业，兄弟两人合作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祖国遭受******蹂躏的年代里，历经坎坷，百折不挠，历尽沧桑；为实现理想、挽回利权，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简氏满腔热血，凭着一位爱国实业家的赤诚之心，积极发展南洋烟草事业，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宁合国人，不招洋股”，这种刚烈的民族气节，令后人所敬仰。

面对外烟打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设计的宣传国货招贴画

1937年7月7日，******者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不久，战火蔓延到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因受战火破坏，损失惨重。其总厂厂房和重要机器设备等均***军焚毁，只有库存烟叶大部分撤出。据不完全统计，南洋烟业上海总公司在战火中损失总额高达法币537万余元。如此巨大损失，简氏家属悲痛万分，深感创业之艰难。

1938年以后，日军为了加紧军需品的生产，对民族卷烟工业采取限制用电、用煤等措施。南洋烟厂首当其冲，原来每月至少用电6300度，后日军一再限制，简氏为了维持正常生产，先后设法添置发电机，并尝试用头饼、棉籽饼、菜籽饼等充当燃料，自行发电，但成本昂贵，困难重重。抗战期间，南洋卷烟厂产量逐年下降，公司营业严重萎缩。此时，日伪虽知简玉阶已无实力，但还是想利用他过去在实业界的地位和声望，拉拢他搞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勾当。但一身正气的简玉阶不为所动，保持了一位民族企业家的凛然气节。

渡过难关重获新生

抗战胜利后，简玉阶决心对公司业务重整旗鼓，将南洋卷烟业务中心逐渐由香港、重庆转移到上海，并扩大企业资本，增强企业活力。1946年5月，恢复上海总公司机构。1947年12月，再增资为法币90亿元，生产“双喜”“飞马”“白金龙”等优质低价的卷烟，深受广大烟民欢迎，营业迅速转旺。

几十年的商界经历，简氏兄弟十分痛恨外国殖民势力和国内国民***政府***的重压，向往新中国诞生，这一天简氏兄弟终于盼到了，1949年9月中华人民***国成立前夕，鉴于简氏在工商界的威望，玉阶先生作为全国工商界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此后，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对公司进行了不断的改革和改组，产销情况大大发展，企业面貌为之一新。1950年到1956年间产量提高2.6倍，盈利自1950年到1957年增长10倍以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公私合营后，简玉阶任副董事长。从1949年至1957年，他先后历任第一、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代表。

南洋｜第五章 战还是和（上）

一、英美首次并购失败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及在华经营表明，其战略目标是要取得市场垄断地位从而获得高额利润。英美公司作为一个托拉斯组织，决不会使自己在华的烟草市场垄断地位受到任何威胁，它在上海建厂之初就以不同形式收购了包括老晋隆洋行、威尔斯公司以及俄商老巴夺和日商村井兄弟公司在内的外商在华业务，成功地阻止了这些企业在华的扩张，这些都是实施其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商企业的打压，英美更是不择手段，他们不会遇到像其本土那种反托拉斯法的障碍，又有本国政府的支持和在所在国享有的种种特权，对待竞争对手几乎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907年以“少年中国”牌模仿他的“强盗”牌为由，向盛宣怀与刘树森合办的三星烟公司提起诉讼，致使三星公司停业。

南洋在竞争中经历几次危机之后，顽强地生存下来，这使得英美公司的领导层多少感到几分惊讶。1914年，该公司向南洋伸出了另一只手，一只举着橄榄枝之手，希望通过联合而结束竞争。这显然是另一种将对方“吃掉”的策略，企图像对待其他华商烟草企业一样将南洋收于麾下，特派邬挺生到南洋谈判。

自此，两家公司之间开始了一系列“吞并”与反“吞并”的斗争。英美为何回过头来向南洋招手呢？人们以往常常将此类活动与“帝国主义侵略本性”联系在一起，而从商业活动的角度考察，近代中国民族企业与外国资本抗争随时都在发生，大大小小的案例不知有多少。在这种抗争中，民族企业有成功的，而烟草企业面对的是一个超级巨人，他对待竞争对手，要么以利诱之，要么以势压之，民族企业很难逃脱其网罗。南洋公司自1908年被英美击倒之时，还在成长初期，英美公司除了欲将这一华人创办的企业扼杀于襁褓之中外，似乎没有将其视为竞争对手。不料南洋东山再起，其发展势头令他们刮目相看，竟在中国土地上形成长期与其对峙的局面。

英美在这时候向南洋招手，用商业眼光考究其动因，不外是南洋的发展对洋烟市场造成***，对对方的垄断地位构成潜在威胁。人们还可以从英美公司一贯的经营理念上去解读这一点：他们不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不像中国人那么多人情味，在生意场上能把你打倒就打倒，打不倒再来与你作朋友，这也是一种哲学。不是有人崇尚那种原始丛林法则吗？从自然角度看，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法则是普遍存在的，但人类社会文明程度毕竟要不断提高，用弱肉强食的规律去解释并引导国家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就应当受到限制。

第一次接触时，南洋就没有买账，尽管邬挺生十分活跃，双方还是没有达成协议。在那内忧外患深重、民族企业处于数重***而发展步履维艰的年代，外国资本吞并民族企业是常有的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从英国向香港和中国内地运输香烟受阻，南洋公司的产品在华南和南洋群岛对英美市场构成威胁，后来逐渐被其视为心腹之患。当时，南洋正值上升初期，总资产不过50万港元。英美公司表示愿出100万港元收买，并扬言，如收买不成，则采取其他对付手段。简照南似乎不想将企业卖掉，又有所犹豫，称烟厂的设备都来自日本，需请一位日本估价师估价。这时的南洋刚刚扭亏为盈，1914年利润达到17万元，简照南对做实业抱有很强的信心，并且已将烟草业看成是自己的核心业务。后来，他请来日本友人德田弥七，让他向英美公司传话，南洋的资产和商誉共值300万港元。英美公司知道，南洋索价数倍，其实是另有用意。英美公司当时在华实收资本已增至1.7亿元左右，又有伦敦总部做后盾，论实力拿出这笔钱是毫无问题的。但他们担心，成交后简氏兄弟拿这笔资金另起炉灶，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谈判无果而终①。

南洋与英美之间的并购与反并购斗争，以不同形式经过数次反复，在中国近代企业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案例。南洋公司不畏强权、勇于抗争的精神，为后来者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以下章节还会提及。

南洋香港***厂卷烟车间

二、英美再发并购攻势

1917年2月，英美烟草公司发动第二轮并购南洋的攻势。为何事隔三年英美再次提出与南洋合并呢？第一，当时的南洋已取得相当的发展，香港***厂的产量在三年内增长数倍，并且利用天时、地利之便，普遍建立分销机构，产品在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的市场开拓已初具规模，在英美公司总部眼鼻子底下的上海***厂正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之中，企业发展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种形势下，南洋管理层中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企业的发展充满***，对前景充满信心。英美公司更加感到一个来自中国企业成长的压力，特别是国货产品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第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欧洲的形势有关，伦敦总部将部署东方市场战略开始提到议事日程。第三，新任中国公司领导人唐默思是美国人，一向主张联合，那种通过联合、兼并，将企业做大做强从而取得或巩固垄断地位，是英美公司领导人从杜克到唐默思以及柯柏思等人的一贯思想。

唐默思，即简照南称之的“他骂士”，后来成为在华业务的执行董事。此人早期就追随杜克，1897年来华，是美国对华烟草贸易和英美公司在华业务的开拓者之一，1912年总理香港业务，1915年主持中国内地业务，1919年被推为（伦敦）总部董事。在对待南洋问题上他与董事局其他鹰派董事不同，属主和派，主张双方合并。这时候“他骂士”再次提出与南洋合并，除了希望避免同一个渐渐崛起的华商企业两败俱伤的斗争外，还与当时中国烟草市场上竞争形势有关：一些外国烟草公司对进入中国市场均跃跃欲试，除了来自美国及欧洲的烟草公司外，最有威胁的是日资***烟草株式会社，其在朝鲜将英美公司撵跑，其组织机构和产品向中国东北紧逼，对英美在这里的存在构成威胁。显然，唐默思联合一家最大的华商企业以组成“联合垄断”，是他最佳的选择，并且也成为伦敦总部的共识。简照南1917年6月在致简玉阶函中谈到他对他骂士的印象及其主张，称：

观他氏之意甚诚，据谓，现下美国新出一公司，系个人所做，资本雄厚，约有百千万富人。现做出之烟，到处均派与英美公司竞争。现二十支“炮台”连税跌至一毛二云云。将来恐此公司来中国伸展，销路则有粥渣之烂。是以他主张联合南洋先为犄角之势，并欲扩大南洋势力以得拍（魄）力竞争，故有联合之思想②。

1917年初，唐默思带着总部的意图回到上海，就与南洋合并事宜立即重开谈判，先派买办欧彬（后任上海先施公司经理）充当说客，一面利诱，一面恐吓，但简照南未予理睬；后来派买办邬挺生和陈炳谦说服简照南（邬、陈后来均被简照南拉入南洋），言辞颇平和。2月22日晚，由陈炳谦在家“请酒”，唐默思及其副手柯柏思（T.F.Cobbs）亲自出马，直接与简照南面谈。简照南与唐默思坦诚相见，游刃有余，迎得对手的尊重。他提出应尊重权利，做得体面，称：三年前谈合并时英美公司要南洋提出条件，待缮具交予贵公司后未见答复，“如戏弄小儿一般”；唐默思对此颇有歉意，表示这次由英美公司提出方案。结果，该公司提出合并草约，其核心内容是将南洋公司作价1000万港元，包括商标和商誉，分为10000股，英美认购60%（唐默思表示这个比例也可以倒过来，即南洋占60%，英美占40%），仍由简氏兄弟经营，总经理和协理人选不变，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是须同意25年内在香港、中国（内地）、马来亚、暹罗、安南、菲律宾及荷属印度等地不得经营与新公司竞争的烟草业务。合并后，南洋公司在英美公司中所占的份额为13%。可以看出，这个方案旨在控股，而不是使这个民族企业及其品牌消失，这样可以避免双方恶性竞争，以共同分享市场并达到“双赢”之目的。

唐默思考虑到简氏兄弟的民族感情，甚至提出保留南洋作为民族企业的形象，合并可以秘密进行。为了促销，合并后南洋应继续在媒体上做广告，可以继续骂英美公司，以使外界认为这两家公司仍然为争夺市场而斗争。唐默思还建议，他与简照南之间的个人友谊是不公开的，应当避免一起参加社交活动。许多迹象表明，唐默思此次提出与南洋合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商业战略的考虑，且是有诚意的。

驻华英美公司创始人之一唐默思

唐默思竭力粉饰自己的方案，鼓吹合并后双方结束对峙，会给各自带来利益。而简照南显然对谈判抱有浓厚的兴趣。2月27日，简照南致简玉阶一封长信，谈了自己的观点，并转述了唐默思的一段言论，称“此亦未尝无理”，兹节录如下：

所谓合并者，免彼此斗烂利权而联合扩充利益起见，并无丝毫之恶意存在。又云：与外国联合，则失本国之威信，此极不谓然，盖能战而后能和，而后能联盟。试观英美之合并，岂英国及美国两公司不能***乎？不外彼此保其永久利益起见，故有联合之举动云云。彼（他骂士）云：现下北方“空山”销货比前更进步，非系生意退缩而求合并。近因日本新起一公司，资本五百万元，又有花旗、英国两新公司来东方设厂，一、二年后则多三、四新公司，均具资本雄厚，必有一场剧战。譬如一盆之肉，将来六、七人同为争食，必至争烂为止；若我与“空山”先行合并，已成犄角之势，即有新公司出现，自然容易消灭之，则一盆之肉终是两人食之，岂不利益哉！是以合并者，不外谋利益起见，绝无他意③。

唐默思似乎确有诚意以联合取代竞争，谋求利润的最大化。唐默思的副手柯柏思称，合并后的企业形式上是有限公司，实际上只有两个股东，只要在合约上写清楚，与法律无涉，英美的代理商可以卖南洋的烟，南洋的国货旗帜可以继续打下去，对英美公司可以继续攻击。当时，英美公司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占有率在50%左右，垄断地位尚未稳固，提出收购南洋，显然是考虑到潜在的竞争威胁。当然，英美公司意在控股，达到进一步垄断中国卷烟市场的目的，这或许就是人们所说的以买方诱惑力为条件的“恶意并购”。此前有多家中国烟草公司的业务及品牌被英美公司收购，那些商人在拿到对方的钱以后，一般不能从事与英美公司竞争的业务，大多数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次唐默思的方案则是要建立所谓以资本为纽带的联合，模糊和淡化“民族资本”与“外来资本”的界线，并且保留民族企业和国货产品的名分，这正是一个值得简氏兄弟特别是简照南思考的方案。

【注释】

①《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页103；《香港香烟史》，原载香港《文汇报》1991年6月10日-8月30日，之四四。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页114、106、109-110、107、107-108、116、112、117、117-118、119。

南洋｜第四章 官商合办（上）

第四章  官商合办

一、政府与英美联合***受挫

袁世凯当权期间，军费开支庞大，他自己又忙着当皇帝，经费上不免捉襟见肘。幕僚们出谋划策，决定在烟草上打主意，这就有了北洋政府内围绕烟草***所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和北洋政府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就合办烟草工业开展官商谈判的这一情节。虽然由于环境的局限和时局的变化最终官商分手，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给人们特别是工商界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东西。

北洋政府为何要举办烟草工业并且看上了南洋呢？这固然与南洋是当时最大的民族烟草企业地位且正值上升时期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政府存在这方面的需求并且向民族商人发出相关信息。这还得从政府举办烟草***说起。

***制度是国家以行政或立法手段对某种物品实施管制的制度，中国历史上“禁榷”和“官山海”等制度均属之。但烟草作为一种嗜好品，其丰厚的税利源泉往往使商人及政府另眼相看。清代末年，国外烟草***制度已传入中国，以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为代表的一批洋务派人物和部分民族资本商人，鉴于中国烟草历来实行低税率，而且鸦片战争后与外国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税收主权几乎完全受制于人；尤其是外国烟草商进入中国后，银洋外溢，形成巨大“漏卮”，引起这些有识之士愤愤不平，他们上书朝廷，建议提高烟税或仿照欧洲和日本实行烟草***。然而，清政府的烟草***政策尚未***，这种建议随着王朝的覆灭而成为泡影。不过，烟草***的思想被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们带进了***，特别是在***四年至五年，更有以鼓吹烟草***为袁世凯称帝而张本者。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作为袁世凯的重臣，是当时烟草***的重要设计者和活动者之一。

***制度使得政府利用资源垄断获取利益与其作为***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并且涉及资源争夺而影响到私人企业的发展。政府要搞卷烟***，无论如何是跳不过英美公司这道门槛的。卷烟属于“洋货”，被称为“洋烟”，税率向为“值百抽五”，即抽5%，那是不平等条约规定的，是不能冒犯的。政府既要在烟草上打主意，又害怕得罪于洋人，于是有人主张政府与英美公司合办烟草***，以增加利润的形势来扩大财政收入。英美烟草公司的卷烟产品，占当时中国市场分额约80%，如借官力形成完全垄断之势正是该公司求之不得的事。1913年12月，江南绅商刘树森奉密令到上海与英美公司谈判，并草拟了合办方案，约定由伦敦派副董事长到北京面谈。据外界称，英美公司愿向北洋政府年缴500万元。不料，此事却被外界披露，引起日本和俄国的强烈的反对。在那弱肉强食的年代，中国政府头上的“太上皇”太多了。按照不平等条约确定的“利益均沾”原则，某一国在中国享受的权利，其他国也得有同等待遇，这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只要列强中分赃不均或其中一个持不同意见，政府就办不成，何况是烟草***这种涉及他们在华利益的事呢？

20世纪以前，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大体划定，英国的势力范围在长江流域。烟草***显然是一件涉及面广而又很敏感的事，不得不触动外国在华商人以及在背后支持他们的政府的神经，从而向北洋政府指手画脚，日本和俄国反对中国烟草***就是一种突出表现。1914年4月9日，日本公使山座会晤外交部总长，质问与英美公司合办烟草***之事，认为中国烟草***对日本商人有“莫大厉害关系”。山座称，“中国政府似未便办理烟草***等事，因与条约有碍也……中国烟草***之事，本国政府甚为注意，训令内有闻已（与英美公司）订立草合同之语，请贵总理（长）设法取消。”中国外务总长答复：如中国筹办烟草***，必由政府自行办理。又称：“一礼拜前俄国公使亦曾询及此事，本总长亦以此奉告。”4月23日，山座会晤因解散国会而刚刚辞职的熊希龄，希望再次证实与英美公司是否签约之事，并重申与外交部总长谈话中关于日本政府关心中国筹办烟草***的内容。这件事反映出外国列强对中国烟草***权利的争夺。须知，日美之间在1917年签订“蓝辛-石井协定”之前，日本是作为美国对华侵略中强悍的竞争对手存在的，二者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如果中国将日本撇在一边与美国和英国搞起烟草***，这对日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何况当时日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等地已经建立有一些很像样的烟草企业①（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已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

1914年4月外交部就日本公使山座责问中国烟草***事致财政部函

尽管与英美公司联合***受挫，袁世凯及其追随者们通过烟草***筹集资金仍抱有信心。周学熙接任财政总长后，为继续效忠于袁世凯的既定政策，不惜拿中国商人开刀，向吸旱烟和吸水烟的消费者转嫁负担；在卷烟***的路子行不通的情况下，北洋政府搞起了不包括卷烟在内的烟酒***，称之为“公卖”，***品仅限于“土烟土酒”，而将洋商的产品排除在征收烟酒公卖费之外。1915年6月1日，经袁大总统批准，北洋政府颁布《全国烟酒公卖暂行条例》，建立全国烟酒公卖局，直属总统府，前清四川重庆府知府大人钮传善被任命为第一任总办（督办）。按规定，对土烟土酒征收税费，实行“官督商销”方针，实际上只不过在原一般商品税的基础上加收一道公卖费而已。

1916年6月《政府公报》载大总统颁布《全国烟酒公卖暂行条例》

二、政府提出与南洋合办烟草工业

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由副总统黎元洪代理大总统，北洋政府继续执行烟酒公卖政策。然而，***也好，公卖也罢，不包括卷烟的烟草专（公）卖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政策？于是，有人鉴于清末曾举办过官商合办北洋烟草公司的事实，重提官商合办烟草工业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被推到了前排，成了与政府合作的对象。

1915年南洋公司在北洋政府注册时，其年产量不过9亿多支，政府为什么选定该企业为合办对象呢？显然，政府有关人员对工商界有识之士关于堵塞“漏卮”的呼声并非无动于衷，他们目睹烟草按照普通商品一样对待，其税收流失及商品升值空间多么巨大；既然提高税率和与英美公司联合***都行不通，同民族企业连手以经济手段为财政增收，也不失为一种迫不得已的策略。事实上，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从清朝洋务派手里接办了不少官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工业企业，除军事工业外，也有一批民用工矿企业。那时的工商企业，无论是官督商办还是官商合办，在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归属上都纠缠不清，致使管理混乱，北洋烟草公司的失败就是实例。然烟酒公卖局面对外国卷烟***商的不合作和国内烟酒商人的指责，从弱小的民族企业中物色合作对象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南洋公司理所当然地成为考虑的合作对象。这种由官方主动提出与一个资本仅一百多万元的企业联合经营，在中国工业发展史上实属罕见。那时，南洋公司的规模虽不算大，其产量不足英美公司的五分之一，但在民族卷烟工业企业中是首屈一指的，且业务蒸蒸日上，正由香港向内地强势扩张。正是这种民族资本性质以及在民族企业中的地位，使北洋政府看作为官商合办的首选对象，为这件事从中斡旋者就是在官和商之间八面逢缘的邬挺生。

邬挺生，1877年生于浙江奉化，光绪三十年（1904）即成为英美公司的买办，后独家经销“紫金山”牌，兼任该公司驻北京的代表，与财政部和税务署往来颇密，并被聘为国务院咨议。当财政部和烟酒公卖局内出现由政府直接建立卷烟厂、进而实现卷烟产销垄断经营的建议时，邬挺生得到行政的授意，出面与南洋公司取得联系，得到南洋的赞同。简照南和他的兄弟们似乎觉察到政府对南洋的重视，感到这对于促进企业发展和提高国货声誉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1916年6月14日，简玉阶将南洋公司的基本情况书面陈送邬挺生，随附一简短信函，对邬挺生出面组织官商合办企业赞赏有嘉，称：

敝公司之创设，原为吾国兴实业、挽利权起见，但以个人有限之绵薄，而与世界上强有力公司竞争，深虑弗能全塞吾国纸烟之漏卮也。先生以联合国人及政界巨公，定足与外货抵抗为赐教，宏才卓识，感佩弗胜②。

同时，南洋公司致函烟酒公卖局总办钮传善，表示了愿与政府合办的意向。1916年8月21日，钮复函南洋公司称：

顷接惠书，过承奖饰，愧不敢当。贵公司愿与政府合办，鄙人对于此事，颇有意商榷。简君昆玉现今抵沪，可与邬君挺生、史君莲荪先行商议办法，函寄敝处查核后，如须尊东到京，再行函达，似不必亟亟北上也③……

在此期间，财政总长陈***和钮总办向黎元洪代大总统报告，拟在上海选购地基和机器建厂。1916年8月28日，黎元洪批准了这个报告，指令财政总长和全国烟酒公卖局总办钮传善“妥实办理”。

中国首任烟酒公卖局长钮传善

政府与南洋合办同与英美公司合办相比较，在名声上显然好听，在工商界人士中阻力也会小得多。可以说，政府与南洋公司合办烟草工业与其说是一种恰当的选择，不如说是在内忧外患形势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对此事斡旋者除英美公司买办邬挺生外，还有官场旧人史莲逊等。

下接南洋｜第四章 官商合办（下）

【注释】

①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1038卷宗1566、全宗1027（2）卷宗18。

②杨国安《中国烟业史汇典》，2002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页878。

③④⑥⑦⑧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页120、126、127、128、128-129、130-131。

红双喜和双喜是一个牌子吗？

有时会在参加某些活动时听到不甚了解烟草品牌的消费者问：“红双喜和双喜是一个牌子吗？”当时否定回答后，还给部分消费者讲解了两个品牌的一些渊源和关系，但是这种疑问依然会遇到。

好奇为什么会有人问出这个问题，直到在某度上进行了搜索才发现，有时候错误的科普比谣言更可怕，所以这次想和大家好好聊聊双喜和红双喜的那些事儿！

兄弟一脉，本是同源

在烟草圈里，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简氏兄弟”或者“南洋兄弟”，双喜和红双喜两个品牌均来自简氏兄弟创办的“广东南洋烟草公司”。

当时的创牌是怎么样的呢？且听腔腔细细说来。

19世纪末，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大肆入侵，各行各业经济都受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严重打击，国内的烟草行业也同样受到了洋烟的侵略，国内的不少有识之士纷纷扛起“实业救国”的大旗，集资创办烟厂，希望可以让中国人抽上自己的卷烟。

来自中国广东南海的著名实业家——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不甘心“洋烟”在中国的一手遮天，决心兴办民族烟厂，与外烟一争高下。1905年3月，简氏兄弟联合越南华侨曾星湖等人，斥资10万元港币，租下香港铜锣湾罗素街一座平房式的旧货仓，在香港成立了“广东南洋烟草公司”。

1906年，公司首先推出“双喜”牌卷烟，受到消费者欢迎。

后来公司改组，1909年，简氏兄弟改组公司后推出“红双喜”，当时还有大喜、三喜、四喜等11个牌号。

由于国人自来对“喜文化”有着天然的喜爱之情，且“双喜/红双喜”传达着国人追求快乐、富裕的心情含义，在当时战乱的年代传达着中国人向往幸福和平安宁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爱国主义热情的带动下，双喜牌香烟凭借极高性价比畅销全国。

广东双喜正式诞生

1916年，南洋公司在上海设厂生产卷烟，“红双喜”开始在上海生产。2年后公司总部也搬到上海，后因战乱辗转迁移到广州。

1919至1927年是南洋烟草的全盛期，简氏兄弟在香港、上海、汉口3处卷烟厂均有生产双喜牌卷烟及其他多种品牌，业务范围涉及烟草产业链的烟叶、锡纸、印刷、罐装等。

1949年，简氏兄弟又在广州开办了“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厂”（广州卷烟二厂的前身），开始在广州生产“双喜”。

此后，“双喜”品牌史上的重要一脉“广东双喜”便生产至今。

上海红双喜正式诞生

前文提到，南洋烟草公司在香港、上海、汉口以及后来回到广东均有生产双喜品牌，但当时在上海生产的双喜还没有明确的“红双喜”这个名字，那上海红双喜是怎么来的呢？让我们慢慢往下看。

1949年解放之后，后来被官僚资本操控的南洋烟草的上海、重庆、汉口、广州四厂被国家实行了军事监管，1951年在上海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进行改制，并命名为“公私合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改制之后的烟草公司为了推出新的产品，，在1951年决定对老品牌双喜进行重新设计，1951年9月，红双喜的商标设计通过审定，“红双喜”品牌正式在上海诞生了。

后因烟草行业体制变化，“红双喜”最终成为上海卷烟厂的重要品牌之一，消费者习惯将其称之为“上海红双喜”。

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不变

因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设置了分厂进行双喜等产品的生产，因此在红双喜品牌诞生之后，同期的南洋香港烟厂生产的“红双喜”卷烟被称为“香港红双喜”，武汉卷烟厂生产的卷烟被称之为“武汉红双喜”。

无论是双喜还是红双喜品牌，百年风云变幻的背后都藏着国人千百年不变的对幸福和美好生活的无限追求。

如今，双喜品牌与时俱进，从广东本地生发“滋味之道”，对喜文化进行升级，将“中国双喜·让生活有滋有味”传递到千家万户，让更多的人感受生活的喜悦与万千滋味，愿每一个人都能在平凡的生活中开出绚烂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