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第一炉香》剧照

电影和小说故事上的另一个不同则是次要人物戏份的增多。比如周吉婕，小说中只在梁太太的园会上出场过一次，只跟薇龙聊了会天，提醒了一句“杂种的男孩子带点丫头气”，之后就再没露面；而电影中则增添了不少她和葛、乔三人在一起的片段。又比如卢兆麟，小说中连句台词都没有，只说姑妈和他打得火热；到了电影里，这个与薇龙互有好感的小伙子，出场的频次更多了，还跟女主讲起了自己并不十分好的家庭出身，而他如何上钩、成为姑妈满足欲望的对象，导演也新加了几个镜头，目的是表现出梁太太勾搭男人的手段和心计。最后再说说汕头搪瓷大王司徒协先生，他是全小说“加戏”最多的人物。小说中除了送姑侄二人镯子以外，他一直停留在人物的对话中，只是借薇龙之口道出了他对薇龙颇有关注；而电影里，葛薇龙第一次进梁宅找姑妈时、姑妈为薇龙与乔琪乔“厮混”的事而懊丧时、葛乔二人结婚度蜜月时，司徒先生都在场。后面还加了司徒先生和葛薇龙相处的数个镜头，为她买衣服、同她进晚餐。看起来，编剧和导演是想增加司徒先生的戏份，增加他在故事中的存在感，好为后来葛薇龙主动投怀送抱做铺垫。

文学和电影分属于不同的媒介，因此在表现和叙述方式上，前者是很难直接转换成后者的，电影必然更少地依赖于语言。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小说《第一炉香》中包含了大量的心理描写，这些描写的意义在于呈现人物行为的动机，从而解释事件前后的因果逻辑，比如乔琪乔那一晚来找薇龙，离去之后，张爱玲描写起了她的心理活动：

现在她明白了，乔琪是爱她的。当然，他的爱和她的爱有不同的方式——当然，他爱她不过是方才一刹那。——可是她自处这么卑下，她很容易地就满足了。今天晚上乔琪是爱她地。这一点愉快的回忆是她地，谁也不能够抢掉它。梁太太、司徒协、其他一群虎视眈眈的人，随他们爱怎样就怎样吧，她有一种新的安全，新的力量，新的自由。她深幸乔琪没跟她结婚。……为了爱而结婚的人，不是和把云装在坛子里的人一样的傻么！乔琪是对的，乔琪永远是对的。

这样的独白能够让读者比较清晰地理解葛薇龙为何会在短时间内对乔琪乔萌生爱意，这背后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活动。相反，在许鞍华的电影改编中，葛薇龙的独白倒也有，但也只有区区两段（一次是开头交代背景，一次是回忆家乡的玻璃球），原著中一些很重要的独白则被省略了，于是便只能通过演员的动作和表情来暗示人物心理。

虽然如此，原著小说的许多段落都极具电影感。比如小说写葛薇龙第二次去梁宅，正赶上楼下宴客，睨儿领她上了安排好的房间：

薇龙那间房，屋小如舟，被那音波推动着，那盏半旧红纱壁灯似乎摇摇晃晃，人在屋里，飘飘荡荡，心旷神怡。薇龙拉开了珍珠罗帘幕，倚着窗台望出去，外面是窄窄的阳台，铁栏杆外浩浩荡荡的雾，一片蒙蒙乳白，很有从甲板上望海的情致。

此处，张爱玲把薇龙的房间比喻为“舟”，这个意象颇可玩味：舟用来连接两岸，从一地驶向另一地，而薇龙踏入姑妈安排的这个房间，就仿佛乘上一艘船，渡向一个崭新的、危险的世界，再难回头。这样一个意象，只需稍加改动，借助一些中、远景镜头就能还原出来，构成一个具有表意性的视觉形象。许鞍华在影片中没有保留这一点，比较可惜（电影新增的有关上船的片段，主要是为了表现薇龙在贫富对比中所做的选择）。类似的电影感紧随上面的引文，薇龙打开壁橱，一件件上身姑妈为她准备好的衣服：

楼下吃完了饭，重新洗牌入局，却分了一半人开留声机跳舞。薇龙一夜也不曾合眼，才合眼便恍惚在那里试衣服，试了一件又一件；毛织品，毛茸茸的象富于挑拨性的爵士乐；厚沉沉的丝绒，象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曲；柔滑的软缎，象“蓝色的多瑙河”，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了全身。才迷迷糊糊盹了一会，音乐调子一变，又惊醒了。楼下正奏着气急吁吁地伦巴舞曲，薇龙不由想起壁橱里那条紫色电光绸的长裙子；挑起伦巴舞来，一踢一踢，淅沥沙啦响。

张爱玲这里使用了通感的修辞，意在调动起读者的触觉和听觉，写得极其巧妙——通过特定的视听手段，电影是可以很好地还原出这一场景的，并且不用一句台词就能让葛薇龙这个人物立起来。可惜影片里在表现这一段时，只给了寥寥几个短镜头，还是与楼下的宴会交叉剪辑的，没能十足地传达出文字本来的意趣，煞是可惜。

浮华世界众生相

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重点塑造了葛薇龙、梁太太、乔琪乔三个人物，而与小说相比，电影对上述人物的塑造则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补充和偏离。

张爱玲曾多次强调薇龙作为“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的身份，她的堕落似乎有些出乎意料，但细细看来，小说中对于导致她堕落的每个选择都有足够详细的描述，因而预示了她的命运走向。[1]

《第一炉香》

薇龙作为上海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女学生，因为付不起学费而去投奔生活淫靡的姑妈求助。小说开头她第一次来到梁宅时，梁太太由于与乔琪乔不欢而散，没给薇龙好脸色，使得她难堪而心酸，而意识到了姑妈行为不检点的她却并不愿就此放弃，“如果马上离开，今天受了这些气，竟有些不值得！”与姑妈离别之时，她回头打量梁家豪宅，其惊诧的情绪中带有恐惧之感：“回头看姑妈家，依稀还看见那黄地红边的窗棂，绿玻璃里映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薇龙自感好像《聊斋志异》里的书生[2]，而面对梁宅这一鬼气森森的世界，年轻自信的她认为“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这是葛薇龙的第一次选择，即决定进入梁家。

住进梁家的当晚，薇龙就在她的卧室里发现了满橱柜的华丽奢侈的衣服，“她到底不脱孩子气，忍不住锁上了房门，偷偷的一件一件试穿着，却都合身”。她因此突然醒悟道“一个女学生哪里用得了这么多？”并连忙把身上的一件晚餐服剥了下来，向床上一抛，人也就“膝盖一软”，在床上坐下了。此时敏感的她明白了姑妈收留自己的用意：“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而面对这样的考验与诱惑，薇龙已经初具妥协姿态，她听着楼下富于挑拨性的音乐，敷衍自己道“看看也好”：“看看也好”这四个字，恰恰说明了薇龙“对诱惑没有加以抗拒”，这是她的第二次选择。

薇龙最初的愤怒与反抗意识在此之后就演变成了淡然的接受，因此“看看也好”的后果就是梁太太把她当作诱饵，吸引各路年轻男性，以便最后将他们“收罗了去”。薇龙尽管清醒地识别出了梁太太的手段，但已经习惯了香港上层社会奢侈的生活方式的她，也只能心甘情愿地沦为姑妈的棋子，并小心翼翼地注意姑妈的眼色。而如果她丧失了诱惑年轻人的能力，或逾越了梁太太的许可界限，那么她的生活方式就会受到威胁——而睇睇被赶走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

而面对着姑妈的老相好，司徒协向她示好的尴尬境地，薇龙的第三次选择则尤为关键：“薇龙托着梁太太的手，只管啧啧称赏，不想咯拉一声，司徒协已经探过手来给她戴上了同样的一只金刚石镯子。那过程的迅疾便和侦探出其不意地给犯人套上手铐一般，薇龙吓了一跳……她急了，便使劲去抹那镯子。”在梁太太的劝说下，她勉强收下了镯子，同时也意识到“一晃三个月……普通一般的女孩子们所憧憬着的一切，都尝试到了，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么？”收下这贵重的金刚石手镯，就意味着自己要替姑妈去笼络司徒协，这种牺牲必定不止一次，而唯一的退却方法就是离开这里。但“三个月的功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她要离开这儿，只能找一个阔人，嫁了他。”薇龙由此拒绝了梁太太的道路，选择以“爱”的名义去冒险，而经此一事，她对乔琪乔的态度也从小心翼翼的暗恋，迅速转变为期待婚嫁。尽管浪子乔琪乔对她的态度并不严肃，只答应许诺她“快乐”，她却依然被吸引，想“去吻他的脑后的短头发”，不断自我欺骗，“为了爱而结婚的人，不是和把云装在坛子里的人一样傻么？乔琪是对的，乔琪永远是对的。”

电影《第一炉香》剧照

而对薇龙最大的考验也紧随而来：在与乔琪乔密会才没多久，她就发现乔琪乔竟然和睨儿有所勾结。这一发现暂时打破了薇龙的自欺，并使她萌生了想回上海的家的念头，碰巧的是她又生了场病，在缠绵病榻时，她一面思恋上海家里熟悉的、令人安心的朴实物件，另一边却放不下梁太太为她打造的精致牢笼。当病愈时，她意识到自己“现在可不像从前那么思想简单了”，为了抓住乔琪，薇龙缴械投降，并做出了最后的选择，两脚基本已经踏入那个浮华的世界。需要注意的是，电影中增添了一段小说中没有出现的片段：在台风来临之际，薇龙被香港普通民众推搡着挤上船，她被撞掉了行李，不仅东西被偷走，还遭到了低俗的辱骂——对比之下，同样是上船的情节，当彻底堕落的薇龙陪司徒协去上海时，电影中的她却是装扮精致地在宽敞舒适的船舱穿梭。因此在我看来，电影增添的这一段，目的是更直观地展现“奢侈的物质条件”在薇龙“留在梁家”这一选择中的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薇龙在理智上一度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堕落的危险，但她每一次都败给了自己的虚荣，她不仅甘愿如此，还对此有清醒的意识：“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所以对被迫堕落的女性来说，浮华的世界仿佛自己的镜像，薇龙只能自嘲与街头揽客的妓女“又有什么分别？……她们是被迫的，我却是自愿的”。

与薇龙相比之下，姑妈梁太太与乔琪乔的形象就显得单薄易懂。

梁太太年轻时嫁给了香港一个年迈的富人做小，虽然丈夫一死就给她留下了巨额遗产，但已经开始衰老的她却有填不满的欲壑。她因而利用金钱设计的陷阱来网罗年轻女性的青春美貌，来吸引男性，以满足自己对情欲的追逐，如睨儿和睇睇就是她吸引乔琪乔的工具，而薇龙在其学业受到梁太太的资助后，也要参与姑妈的各种应酬，变成后者的诱饵。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小说借助了薇龙的视角来叙述故事情节，所以对梁太太身世的交代也是以薇龙的所见所闻来展开的，其中只包括关于姑妈的“风言风语”以及梁太太自己的陈述：“我是你家什么人?——自甘下贱，败坏门风，兄弟们给我找的人家我不要，偏偏嫁给姓梁的做小，丢尽了我娘家那破落户的脸。吓!越是破落户，越是茅厕里砖头，又臭又硬。”而由于电影打破了视角限制，为了使故事更流畅，因此插叙了几段梁太太的回忆，在其中她记起了自己年轻时嫁入梁家、以及梁先生去世时的场景。

电影《第一炉香》剧照

因此对梁太太而言，婚姻只是她为自己牟取上层生活方式的手段，对奢靡生活向往的她放弃了自己青春与身体，因而把自己生命的意义与富翁为她留下的物质财富对等。更进一步地，她将这一自我异化的模式强加于梁家中所有的年轻女性身上，使其他人的生存方式也同年轻的她一样——寄生为男性欲望的对象。在小说的开头薇龙去梁家求助，见姑妈从乔琪乔的车上走下来时穿着精致优雅，她黑色的纱网帽子上趴着一只绿宝石蜘蛛样饰品，这似乎也暗示了梁太太的阴毒个性与狠辣的手段，如蜘蛛般吐丝结网，以困住自己的诱饵与欲求对象。

值得注意的一段内容是，当薇龙因撞见睨儿与乔琪乔私会而提出回上海的需求后，姑妈继续说服薇龙留下，但薇龙冲动之下仍然坚持要回上海。此时“梁太太站了起来，把两只手按在她肩膀上……弯下腰来，郑重的在薇龙额角上吻了一下”。有学者发现，在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中也有与此相似的一幕：梅尔夫人听说伊莎贝尔将要继承大笔财产，匆匆赶去见她，“她走到少女跟前，把一只手搭在她肩上，端详了她一会儿，便开始吻她”，其实梅尔夫人此刻正打算引诱伊莎贝尔嫁给自己的情夫。在上述情节中，梁太太与梅尔夫人有着魔鬼般的险恶计划，却要摆出圣母的姿态，因而显示出极大的张力。

而作为中葡混血儿的美男乔琪乔，靠与贵妇调情和吃软饭为生，在风月场中游刃有余。对此他竟厚颜无耻地承认“我没有钱，又享惯了福，天生是个招驸马的材料。”而我们在巴尔扎克《交际花盛衰记》中的埃斯黛与其情人吕西安身上，也可以窥见薇龙与乔琪乔的身影。埃斯黛为了吕西安的前途，甘愿去做银行家纽沁根的情人来赚钱，帮助吕西安买地产并获得赢取贵族小姐的资格。而吕西安则承诺她，等他爬到上流社会后，埃斯黛可以以交际花的身份去爱他。显然，与埃斯黛和薇龙的巨大牺牲相比，吕西安和乔琪乔给她们的承诺显得无比可耻和虚伪。可是，吕西安最终并没有利用情人的牺牲；相比之下，乔琪乔却是心安理得地挥霍着薇龙的血汗钱，并谋划着当她失去青春美貌时，自己该如何以“通奸”的指控逼迫薇龙离婚。因此较小说而言，电影中的乔琪乔少了些冷酷与无耻，而稍具温情，不知出于良心还是占有欲，他会多加阻挠薇龙与司徒协的“交易”，甚至对司徒协出言讽刺。

在小说里，乔琪乔有着失血苍白的外貌，“连嘴唇都是白的，和石膏像一般”，这恰好与他空虚贫乏的内心世界一致。有学者同时还注意到了张爱玲在其他小说中对男性外貌形象进行“群体性的丑化、漫画式的描写”[3]，如《金锁记》中的姜二爷天生软骨畸形“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没有个人样。可以说，张爱玲在作品中不仅对男性外貌进行女性化的反讽，还会将男性的身体怪异化与矮化，这似乎能表明张爱玲对父权的遗弃与反抗，是“要在传统宗法父权关于男性‘伟岸性’的想象认可中，进行逆向式的反讽和颠覆，是其否定男性中心主义的叙述策略”[4]。

性别批判：与“五四”对话

由于故事情节的相似，有学者试图寻找《第一炉香》与其他五四文学作品间的关联。“五四文学中的爱情故事主要有三个模式，一是‘书生拯救风尘女子’（曹禺《日出》）；二是‘书生创造新女性’（叶圣陶《倪焕之》）”[5]，其中，《日出》强调了纯洁女性的无辜与厄运，《倪焕之》中的女性则是男主启蒙、教育和感化的对象。不难看出，在五四文学中，爱情故事的中心始终是男主人公的情欲与感觉，故事情节也始终基于男主人公的强大主体性与行动力展开，他们自上而下地俯视女性，而后者仅仅是被启蒙或拯救的对象，她们自身的欲求与情绪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但在张爱玲所改写的女性堕落故事《第一炉香》中，女性的情欲与人格弱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正如她在《自己的文章》里承认的：

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主存在于一切时代，主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如果说五四文学更关注超人，那么张爱玲则更关注常人，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不仅没有虚化和伪饰，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日常生活中，“她同时也将笔触探至‘妇人性’与人性的普遍弱点：情欲、嫉妒、虚荣、疯狂”[6]。因而在此意义上，《第一炉香》是张爱玲关于女性道德的堕落的审视，而薇龙“上海的家”则是道德规矩的象征，与梁太太家中腐化的生活相比，它显得既厚实又温暖，“在老家生了病…比花还美丽的，有一种玻璃球，是父亲书桌上用来镇纸的，家里人给她捏着，冰那火烫的手，想起它，便使她想起人生中一切厚实的、靠得住的东西”。由于薇龙对自己的堕落一直有清醒的意识，因而她总是处于自省与自欺的痛苦纠结中，而这种自省也同时意味着她那处于弱势的良知，“高度的自觉能力成为葛薇龙自愿从娼心路历程的明灯”[7]。

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第一炉香》所呈现的，不仅是葛薇龙，更是普遍女性的弱点，正如小说中多次强调薇龙只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因而她的三次选择，也很可能是大多数人在相同境况下的选择。这里的“大多数人”指的不仅仅是张爱玲笔下常出现的“大都市里的小市民”，而是每一个面临着时代转型的、为生活奔走辛劳的普通人。因此当薇龙对姑妈家的生活方式上了瘾，甚至希望把“嫁人”视为自己未来的“职业”和“事业”时，我们也无需对她太过苛责，作者早已借睨儿的口表达了普通女性在当时环境下的所面临的生存困难：

睨儿说：“不是我说扫兴的话，念毕了业又怎样呢？姑娘你这还是中学，香港统共只有一个大学，大学毕业生还找不到事呢！事也有，一个月五六十块钱，在修道院办的小学堂里教书，净受外国尼姑的气。那真犯不着！”薇龙道：“我何尝没有想到这一层呢？活到哪里算哪里罢！”睨儿道：“我说句话，你可别生气。我替你打算，还是趁这交际的机会，放出眼光来拣一个合适的人。”

不难想到，睨儿口中的“事”就是当时香港女青年的一般生存空间，而恰恰在睨儿、薇龙以及大多数人看来，这种空间几近于无，因此最有“希望”的人生选择反而就只剩下了找个合适的人嫁了。就此而言，《第一炉香》呈现了当时社会结构中的女性的普遍的弱点，因此重点将不再是她们的情欲本身，而是时代环境中的权力与支配关系。葛薇龙的堕落不是一种个体命运，而可能是一种集体的宿命。当社会性别制度已然如此，葛薇龙所谓“自愿的妓女”，这里的“自愿”二字恐怕倒像是“被迫”的一个隐性的近义词。